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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宫敏向老师们请教 32 路数字电话的专业问题，他们惊讶于学生竟能问出这种问题！问到我就给你讲，讲完后告诉宫敏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希望他也对这些感兴趣。“北大老师和科学院的叔叔阿姨们的作风很像”，这也是宫敏从小接触到的，熟悉的氛围让他感到亲切。

更有意思的是，有几门课刚上了几堂，专业老师就说“这门课我给你通过，你别念了，去别的系听你感兴趣的课吧。”宫敏觉得这很不可思议，老师们都很开明，“他觉得继续听这门课是浪费时间，就劝你别听了。”

学习之余，宫敏加入了北大游泳队，每天下午训练，“还是很辛苦的，每天都要游 3000 多米。”教练要求很严格。好在小学时，父亲就带着他和妹妹去横渡昆明湖，“从排云殿游到龙王庙有 700 多米，游过去休息一会，再游回来。”从小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惯。

让遥感探测项目起死回生

在 80 年代，飞机遥感是很先进的技术，此时中国的高科技是在西方封锁之下搞出来的，“真的跟美国差距没有那么远。”

1980 年，北大，20 多岁的宫敏已有了人生目标，“我就是想成为老爸那样的人。”毕业时，宫敏顺理成章地被派遣到科学院工作。此时徐梦侠老师对他们说了很重的话，“你们毕业以后，前五年可以用母校的名字，五年以后北大指望着用你们的名字。”

1981 年，在科学院空间中心工作时期的宫敏

到了科学院空间中心，宫敏被分配到了地面系统部，单位的短期使命被定义为两星一站，即天文卫星、资源卫星和遥感卫星地面站，“虽然我最希望加入卫星团队，但还是服从分配好好搞地面系统吧。”研究室领导给宫敏介绍了这里的三个研究方向：硬件、软件和算法，可以自己挑。“想让哪个老同志带你，你就去争取他的同意。”于是宫敏开始摸情况。

宫敏喜欢挑战，做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

在跟各位老同志交谈、看了各个实验室之后，发现这里有一个机房，里面设备很多，了解到这是 1976 年我国第一次航空遥感的数据处理系统，可一直没有成功运行，且负责人已去了美国。

这个机器是上海计算机厂（以前叫上无十三厂）生产的 DJ S-131 小型计算机，仿美国 Data General Nova 的产品。

按照计划，这个研究室是负责处理飞行时仪器所采集、记录的数据，可这一步一直未完成。宫敏就向研究室请求来这个机房，让它完成历史使命。谁知研究室觉得他资历不够，无法批准他负责这项工作，但允许宫敏来这里进行认为必要的工作，前提是必须保证不把它搞得更坏。宫敏回答：“保证不把它搞得更坏，争取把它搞得更好。”

宫敏是学无线电的，对电子计算机完全不懂，可他认为既然是电子计算机，它的基础就是电子电路，只要是电子电路宫敏就能搞懂。

“那个机器现在看起来很烂，主频 0.5 兆赫，一个内存周期两微秒，内存 32K 字，但它居然配了 40 兆的硬盘。”里面还配了数字磁带机，有两台是东德卡尔·蔡司生产的，另外一台是内蒙古生产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宫敏决定，放弃使用内蒙古的磁带机，只用东德的。可东德磁带机的接口接不到我们自己的机器上，得自己做接口。好在计算机的逻辑图都是完整的，宫敏就一张一张地爬逻辑图，“最后弄明白了，它还有 Diagnostic 诊断程序，读这个诊断程序，才能深入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通过这件事，宫敏就彻底明白了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

此时这台机器工作还不稳定，宫敏就分析它的逻辑，发现有个地方的时间利用不充分，导致时间很紧张，持续的紧张会造成机器误判，比如 0 判成 1。宫敏就把计算机的逻辑稍微改了一下，加了两个逻辑芯片，“按照新的时序来，可以更充裕地去建立时间，这样机器就能稳定工作了。”“我还给它超频了，本来是两微秒一个周期，我把它提升到 1.6，超频还稳定。”

这就能更好地利用起来了。航空遥感飞回来的数据，本来是模拟信号，需要把它数字化，数字化的过程需要和航空遥感仪器每一圈的转动的起始点同步，可同步的挑战比较大，因为磁带录回来信噪比不好，噪声比较大，这会造成同步的电路失误。

宫敏想，能否用一种方法把真实的同步信号提取出来。这种做法纯学计算机的人是做不好的，纯学逻辑电路的人也做不好。宫敏有专业的信号处理背景，想到了匹配滤波器（Matched-Filter），用一个已知信号去匹配它那个（同步）信号，判断哪个是真实信号，一个信号在不应该来的时候来了，那就是假的。宫敏做了一块信号采集板，成功地把真实的同步信号提取了出来。

老同志得知后就和宫敏一起搞，他们帮助项目正式立项，要到了经费，最终把遥感飞行的数据全部处理出来了，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像处理系统。

浙江大学和解放军测绘学院作为第一批用户上机试用获得了良好反应，物理所的雷达波波带信息经过系统的处理成功成像。系统通过科学院鉴定后，获得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宫敏排名第二。

这次遥感飞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我国自己设计制作的遥感仪器和我们的地面处理系统，另一个目的，是探测地下的铀矿。二机部的同志根据处理出来的照片，“我们最后是出成胶片”，通过胶片判读，得出了比较积极的结论，也得了二等奖。

这次遥感飞行探测早在 1976 年就开始了，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可运行都不正常，数据（模拟磁带）就一直放了四年，直到 1980 年宫敏来后，把旧有的东西重新设计、制作，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起死回生了。

方案被美方认可

100 多人中有 30 人提交了方案，又经过一轮筛选，宫敏和另外 4 人的方案得到美方认可，获得了赴美工作的机会。

法国宣布，将在 1986 年发射世界最先进的 SPOT 遥感卫星。1985 年，中国决定建 SPOT 卫星地面系统，接收和处理法国的 SPOT 卫星数据，系统将由中国人自主在美国设计和建造，利用美国的工业技术和供应链，有效而快速地建设地面站，成果运回中国并在中国完成研制。

项目启动之前，美方专家来中国讲解处理系统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单位来了 100 多人听报告。

专家画出几个任务，让在场每个想干的人任意领一个回去，利用三天时间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宫敏选了一块有挑战性的，三天后提交了自己的方案。“美国人在阅读了 30 多人提交的方案后，又听取了 10 个人的方案讲解，最终选定了 5 个人，其中有我。”

随后，所里领导找到宫敏：“美国人很认可你的方案，所里准备派你去美国做这件事。”“不过回国后，你需要为所里服务三年，三年以后你想做别的，可以走。”

宫敏听后说：“如果是三年的话我就不去了，您派别的同志去吧。”

“为什么？”领导问。

“我已经 29 岁了，去两年 31 岁回来，再服务三年，34 岁了，我还要深造，我还没有博士学位呢。”宫敏分辨道。

“可别的同志都同意是三年。”领导告诉他。

“他们同意是他们的事情，如果一定是三年的话，我选择不去好不好？”宫敏说。

“那你觉得多长时间可以接受？”领导问。

“最多两年。”宫敏说。

宫敏觉得一旦答应就要做到，这个年龄，读博士比去美国做事更重要。

一个星期后，领导又找到他：“所里开过会了，同意你服务两年的要求。”

感受西方世界

宫敏从妈妈嘴里和在外面听到的美国生活大相径庭，等真正到了美国，他感觉这里“就那么回事儿。”

1985 年，巴尔的摩，宫敏走在街上感受着这座东部大城市，种种景象触动着他，“能感觉到这座城市曾经很辉煌，可如今已衰败得不得了。”

路边有很多联排别墅，一次，宫敏从一个联排别墅的后院经过，一对老夫妇正晒着太阳，看到宫敏，就跟他友好地打招呼。

“你从哪来？”老头问道。

“你看我像从哪来的？”宫敏说。

“Cuba”老人看了看宫敏。

“你看你我的长相像古巴人吗？”宫敏笑道。

“那你是从哪来的？”老人接着问。

“我是从中国来的。”宫敏回他。

“中国在地球的另一边，你坐船过来要几个月？”老人惊讶地问。

“我没有坐船过来，是坐飞机来的。”宫敏说。

“那么远坐飞机！”接着他把老伴叫过来，“这个小伙子说他从中国坐飞机来的，我们两个还没坐过飞机呢！”

这次相遇让宫敏感触很深，他觉得虽然老人没坐过飞机，可住得起联排别墅，已经过得很不错了。

这里曾是美国的蓝领工人区，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中产，这个阶层的人在美国并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在街上能见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晚上警车到处跑，警用直升机在空中飞，感觉很不安全。

巴尔的摩离华盛顿 D.C.很近，开车 50 分钟就到了。

美国的生活很丰富，每个星期宫敏都到华盛顿 D.C.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国会大厦前面有一大片草坪，草坪两边是各类博物馆（史密松尼亚博物馆群）。航空航天博物馆让宫敏觉得很震撼，各种航天文物和小型物品，包括天空实验室和美苏飞船对接，在这里都有展出。

一次，宫敏正在逛国家美术馆，发现旁边有两个人指着他问：“诶！诶！诶！你是不是北大的？”

“我是啊”，宫敏惊讶道。

“你是不是游泳队的？”

“是啊。”

“我是经济系的，当时我们经济系的某某也是你们游泳队的，你老去找他。”

“对！对！对！”宫敏笑着说。世界真是太小了！

宫敏把这里的博物馆看了个遍。大概在靠近白宫的科技历史博物馆，宫敏看到了些自己从书本上熟悉的东西，比如 ENIAC（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一部分，还有巴贝奇的机械计算机的一部分，等等。“这都是以前听过但没见过的东西，见到之后感觉不错！”

在学术资源方面，宫敏觉得中国的实验室仪器跟美国比，不能算非常落后，“我们是有些很好的仪器在手里的，可能没他们全，他们可能有二三十种，我们可能有五种，但我们这五种绝对是好的。”在科学院，大部分高级的东西是可以从外面买到的。

在单位上班时，有两次宫敏中午吃饭和工人坐在了一起，后来美国老板找他谈话，“你应该和工程师坐在一起，不应该坐在那边。”老板认为宫敏不属于那帮人，而是属于工程师这帮人。在美国，人群实际上是有分隔的，而宫敏受到的教育是要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还是受到了些文化的震撼。

宫敏也会抓各种机会跟美国人聊天，多了解一些美国社会。

最先完成任务

美国有先进的供应链，利用美国的信息和制造能力，做完拿回中国，知识产权是中国自己的，“放到现在美国不会这么干。”

1985 年，美国，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住宿免费，饭要自己买，有一辆车周末免费给中方人员使用，每个月发 420 块钱。“一个月只吃饭的话 100 块就够了，都是到超市买菜，回来自己做，下馆子是不敢的。”

宫敏领到的这块任务难度不小，可他最先完成了任务。每个人对自己的设计负全部责任，设计出来自己调试，“都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工厂会按照你的设计进行加工。”

任务完成后，回国进行后续的工作。

临走之前，宫敏看中了一台 PC/XT 兼容机，里面有 10 兆硬盘，一张单色图形显示卡，他自己配了一兆内存，“我就是奔着顶级去的，彩色图形对我并不重要。花了 700 多美元。”

此时，在美工作学习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回国可以带八大件，冰箱、洗衣机、电视等用品，该买的宫敏都买回来了，孝敬了家人。

成功移植 CPM/68K 操作系统

“以前都要做交叉汇编，现在系统支持了 C 语言，让整个系统上了一个档次。”

1987 年，北京，宫敏开始了地面站研制的后续工作。机器没有适合的操作系统，非常难用，宫敏说：“我们要给自己的机器做个操作系统”，于是准备移植 Digital Research 的 CPM/68K 操作系统，可人家只给了 BDOS，宫敏不得不自己写 BIOS 还有 ROM 上面的 Bloader 和 Device Driver（驱动程序）。机器用的总线是 Intel 的 MULTIBUS，而处理器是当时最好用的摩托罗拉的 68020，“这是一对很魔幻的组合”。

MULTIBUS 的硬盘控制器不好买，进口非常贵，宫敏看到满街的 PC 磁盘控制器说：“我做个总线转换器（Bus Converter）吧”，然后做了一块板子，上面是 PCBUs，把街上买的磁盘控制器插上，将总线转换器在插到 MULTIBUS 上。前面那些系统都写好以后，操作系统就 boot 出来了，这下好用多了。

宫敏成功移植了 CPM/68K 操作系统，并通过操作系统支持了 C 语言，摆脱了原有只能汇编语言交叉汇编下载的低效率模式。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以外国专家身份去芬兰

宫敏突然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你就是我们在找的人，耽误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们一直跟芬兰教育部沟通，邀请外国专家。”芬兰教育部批准宫敏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加入本国项目。

宫敏在美国的时候，妹妹在挪威，常跟他聊北欧五国的教育和科研情况。宫敏就想要去北欧，看看那里的学校都在干什么，自己有没有参与的可能性。

一天，北京举办国际教育展览会，会上介绍了很多参展国的情况，包括各大学的教育、实验项目，会场派发相关材料，宫敏在一份材料上发现芬兰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在开展一项“实时图像处理”的项目，就回去写申请信，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工作经历都填上了，说自己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很想加入。

离开美国之前，宫敏请老板给自己写了评语，提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表现，他把美国老板的评语、科学院老同志的评语、大学老师的评语，还有自己写过的一些专业文章一并寄了过去，等待回复，可是几个月都没有消息，心想：那就算了。

三个月后，惊喜来临，宫敏收到了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邀请信，自己能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去芬兰工作。

芬兰靠租美国的设备做研究，看到宫敏在科学院做过遥感处理系统，处理中国的遥感仪器飞行记录信号、参与法国 SPOT 卫星地面站系统研制等经历，自然视他为专家。

不久，宫敏到大使馆拿火车票，乘车前往，中途在莫斯科转车，停留几个小时，宫敏趁机跟几位当地市民交谈，看到这里的市容和地铁，对“老大哥”的现状有些伤感。

在去芬兰之前，研究所的领导跟宫敏沟通，由于这一走时间不会短，领导建议他辞职，宫敏答应了。忽然想到宫敏未满三年的服务期，就说“等下，你三年的服务期还没到。”

宫敏把当年的事跟领导说了一下，自己是两年而非三年，随后所里开了所务会，核实之后确实有这么回事，于是批准了。

工作之余进修博士

在研究课题时，宫敏发现有人拿出了一个叫做 Linux 的内核，并在多人努力之下，做了一个 Distribution（名叫 SLS），宫敏安装了 SLS，下载了内核源代码，实现了 IP 多播，研究课题顺利推进。在此期间，宫敏研究了 GNU GPL V2，“觉得这个许可协议很好，中国可以利用 GPL 做很多工作。”

1989 年 9 月，赫尔辛基火车站，火车缓缓驶进站台，随着车门统一打开，车内旅客相继走了出来，人群中一位俊朗的中国青年提着行李，沉稳地走出车厢，看到站台上有人手举一张纸，上面是他的名字，就过去打招呼，原来是芬兰教育部派人前来接站，上车后就直接奔向离学校最近的外国专家公寓。

公寓里的设备又好又齐全，可以做饭、洗澡，里面有三个独立卧室，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宫敏很喜欢。很快电话打来，校方告诉宫敏冰箱里有早餐，宫敏打开一看，面包、奶酪、火腿，东西还真不少。

校方说：“你先休息，明天我们会来看你。”

宫敏说：“我明天可以去学校看看。”

“那好，你来我们欢迎！”

当晚，宫敏就在自己的卧室安然睡下了。

伴随芬兰初冬迟到的晨光，宫敏醒来，开始奔赴新的生活。他吃了早饭，整理了一下就去了学校，终于见到了校方领导和同事，他们解释了之前为什么三个月才给到回复，又给宫敏介绍了学校的特色。这里的研究方向不少，宫敏想做什么自己定。他选择了分布式并行处理，这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上班后开始忙起自己的工作，同事们有问题会很客气地请教他，宫敏就去帮忙，“都是些比较棘手的事，尽管棘手，我也都能解决。”时间长了难免会“过一过招”，由于是新人，他们就给宫敏来个下马威，“你接住了就站住脚了，接不住，那以后有你好日子过了”。经过一番考验，他们觉得宫敏有些本事。

在注意到宫敏没有博士学位时，就建议他顺便读个博士，宫敏说可以。芬兰的博士分两级，第一级叫 Ph.D（Doctor of Philosophy），第二级叫做 Doctor of Science（科学博士），证书上写做 Higher Doctor（高级博士）。

宫敏说：“我选第二级。”

对方接着说：“第二级需要通过考试来获得资格，有一本《数字图像处理》共二十二章，有两种考法，一种是把这二十二章的内容做成一张考卷，你要用一天时间考完，这样我们对你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第二种是每章各出一张考卷，也是考一天，这种考法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你，但会比较难。”

宫敏说：“选这个难的吧。”

“我不怕。后来考过第四章，他们说我们决定不考了，你 Pass 了。”

“为什么？继续考多有意思？”宫敏问。

“你前四章的考试不光答得都对，还有书里没有的东西，每一章考试你都答出了更深层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没必要考了。”对方回答。

读博士也需要拿学分，出去开学术会议，投稿成功，发表文章、上课等都记入学分，“该做的都做了，没觉得很困难，很不得了。”

宫敏的博士论文是一本专著，叫做 《Distributed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分布式并行处理用于摄影测量学和遥感）。摄影测量学和遥感有大量的图像数据要处理，直到现在，计算机都必须通过并行处理进行功能的增强和性能的改善，这是宫敏以前就实际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学校也很骄傲，答辩时邀请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教授来做 Opponent（质辩人）。

在芬兰，高级博士在答辩前两个星期，要在当地最大报纸上登消息：谁，在哪年哪月哪日，在什么地方，就哪个题目做科学博士论文答辩。这被视为一件大事，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人都可以来听，且都有资格发问。“所以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委员会没意见了，却被社会听众问了问题。”

你要有充分的信心，才会公布这件事。

芬兰事件

黑客黑掉了宫敏的并行计算机群，一台不剩，这让他很不高兴，火速进行了一场“保卫战”。

1994 年夏天，宫敏休假结束回到学校，忽然发现自己的并行计算机群全部工作异常，经了解原来是黑客在对芬兰的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网络入侵（称为芬兰事件），这次入侵不仅针对 Linux，BSD 和学校的 AIX、HPUX、OSF1、Solarise 等计算机都未幸免。

宫敏认识到计算机并非是安全的，解决计算机安全性问题是分布式并行处理的前提，否则其他都无从谈起。

宫敏把这个想法告知学校，学校支持并批准他使用原本用于研究并行处理的计算机，进行安全性研究。战场就设在了宫敏的计算机，宫敏一旦发现有人正非法使用自己的计算机，就通过写脚本来监视他们，发现异常后立即报警，如果他在场就人工监视并干预，如果打不过黑客就拔掉网线。

最后，宫敏缴获了黑客工具的源代码，通过这些源代码，宫敏了解了他们入侵的方法。通过内核侦测出了黑客的入侵路径，再根据预定的策略采取行动，做到了 100%成功防御。这种安全方面的研究一直在持续。

1997 年，宫敏利用假期回国建设“中国自由软件库”，并开通“新闻组”进行问题讨论和答疑，二者的完成获得了极大成功。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都拉取新闻组，开展讨论和答疑，从软件库中拉取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使用。讨论和答疑活动在中国普及了自由软件的概念和 Linux 操作系统，为后来的开源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创业

2004 年，《程序员》杂志（《新程序员》前身）将宫敏同中文操作系统 CCDOS 开发者严援朝，金山软件创始人之一求伯君，江民杀毒软件创始人王江民，UCDOS、联众公司创始人鲍岳桥一起，誉为影响中国软件开发的元勋。

1998 年，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宫敏和新华社驻赫尔辛基分社的同志聊起了近来的工作，他们鼓励宫敏撰写个人材料提交新华社，准备小范围发表宫敏有关自由软件的稿子。

此后，大家开始劝宫敏回国，包括大使先生和远在家里的父亲，宫敏同意了。经过一年的收尾，宫敏于 1999 年年底结束了旅居生活，回到中国。

1999 年底，北京，宫敏来科学院相继见了陈芳允、张孝祥和倪光南等院士，有些是父亲的朋友，看到宫敏回来很是欣慰，不过前辈们不建议宫敏回科学院。陈院士说：“我觉得你不如以公司的形式为国家服务。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你把公司做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宫敏感叹道：“您对我的要求太高了，这是要我的命啊！”

作为中国 Linux 第一人，宫敏质朴而敬业的精神被前辈们看在眼里。“先辈有期望，我就往好的方向去做吧。”

宫敏不擅长经营公司，就有院士给他推荐合伙人，接触之后，大家志同道合，彼此欣赏，就一起来做。

创办公司后，宫敏的角色并没有变，依然专供科研，合伙人负责找钱。“一件事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力所能及地替国家干这件事”，团队陆陆续续做过两三个国家 863 课题，牵头做过核高基课题，两个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宫敏也很感谢合伙人和他找的那些资本，因为项目周期很长，很多资本是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