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安乐死游戏剧情)

曾经有一位患者家属在后台留言：

我的弟弟是肾癌晚期，家里倾尽所有在治疗，但仍旧无法挽回他的性命。但其实于他而言，却是一种解脱，因为那时候，他深受癌痛折磨，即便用上强效止痛药，都无法止痛。可以说他最后是活活痛死的。

癌痛，是决定癌症患者生存质量的关键。随着国外安乐死的立法，我国很多人也希望实行安乐死，不为别的，只希望自己和亲人以后能有尊严地离开。

七年后，纪慈恩终于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

7年前，19岁的她在一张执行“安乐死”的同意书上签字。医生在签名前问她，会不会后悔，她只能回答，不知道。那个时候，她才刚听说“安乐死”，而她的生命却因此而改变。

安乐死的对象是她的好朋友默默。默默被查出肝癌，医生说她最多只能活半年。默默是纪慈恩的好朋友，她们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一起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又一起去荷兰留学。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两个年轻的女孩都无法接受。

肝癌治疗的过程太痛苦了，默默决定，在她最后的日子里，由她在世的唯一的“亲人”纪慈恩帮她执行安乐死。

默默开始实施出发前的“计划”：拒绝用药，故意让慈恩目睹自己的痛苦——她恳求慈恩帮自己签署安乐死的同意书，让自己解脱。

然而，在纪慈恩的观念里：“死”是毁灭——是世间最可怕的东西。

默默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有一次甚至痛到撞墙，在墙上留下血迹。纪慈恩动摇了。

执行的那天，纪慈恩站在窗外，默默躺在病床上，一边朝自己挥手，一边做出“胜利”的手势……看着朋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4岁，她泣不成声。

安乐死之后，纪慈恩懵了——她还没能从悲伤中回过神来，却被一些人控诉为“杀人犯”。此后整整一年里，纪慈恩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也不和任何人联系，只是每天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地上靠着暖气管发呆。

她的好友沈扬看不下去，决定带她去接受心理治疗。在痊愈后，她还成为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在一次次送走老人的过程，她逐渐悟出一个道理：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死，而是对于死的看法。

19岁，她被“死亡”击倒，却在7年后与“死亡”和解。如今，她开始主动探寻“死亡”，成为了一个积极推广“死亡教育”的人。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现在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地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关于安乐死一直都有着热烈的争论，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通过法律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继荷兰之后，比利时、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仅维多利亚州）和美国（仅加州等6个州）也相继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

根据澳大利亚公布的自愿协助死亡法案法案，具备资格实施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身患不治绝症，病人经历着无法忍受的痛苦；

2、病人会在6个月内离世，或是在12个月内会出现神经变性症状；

3、申请人需要作出两次口头申请，同时提交一份书面申请，并且要有两名医生签字同意；

4、安乐死的致死药物必须来自于受到政府认可的药物名单。

西澳州长麦高文表示，通过立法，身患绝症的西澳大利亚人可以做出对他们自己而言能经受更少痛苦的选择，可以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支持者看来，安乐死，是给患者一次选择生命的权力；也是让绝症患者更有尊严的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史蒂芬-霍金教授公开表示支持对身患绝症的人实施安乐死。这位宇宙学家曾经并不支持这种死亡的权利。而在最近一次关于安乐死的激烈辩论中，他表示：那些身患绝症同时遭受巨大病痛的人，应该有权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那些帮助他们结束生命的人不应得到被起诉的下场。

安乐死法案看起来很美，但是，让人死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很多反对者看来，安乐死就是变相杀人，这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背道而驰，同时也在考验着医生与患者脆弱的信任。他们认为所谓“有尊严的死”，是错误的，事实上，死亡就是对生命的摧残和毁灭。

人的一生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国人对“生”是欢天喜地，对“死”却是相当避讳。安乐死看似“人性化”的背后，需要解决的矛盾确是一重又一重。目前，行业内对于“安乐死”的有关政策持相对谨慎的态度。立法实施“安乐死”，需要社会伦理及前期相关立法支持，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

安乐死距离我们太远，我们还能选择怎样有尊严地离开？

有，那就是姑息治疗！

姑息治疗并不是什么治疗疾病的“绝招”，相反它并不治病，而是在于“治心”。它着眼于减轻肿瘤组织压迫引起的症状，减轻病人的痛苦，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面对死亡，学会坦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过姑息疗法，更重要的是给患者心理方面的慰藉。

“住在这的人都走得没有痛苦、很安静，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这句话来自66岁肺癌晚期的老人，他叫魏重光。进行姑息疗法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当记者采访他时，她一脸坦然，临别时还笑着说：“你们一定要健康、快乐。”

或许，这也是另一种治愈，是姑息疗法存在的意义。

参考资料：

[1] 《七年生死书：被“安乐死”改变的人生》.xinmin.cn.2015-01-29

[2] 《从癌症说到安乐死》.南方日报.2015-02-03

[3] 《霍金公开表示支持安乐死：病人有权结束生命》.新浪科技.2013-09027

[4] 《战斗病魔十余年，成都金苹果创始人安乐死去世！我们怎样才能有尊严地离开？》.川医观察 .2021-08-13

未经作者允许授权，禁止转载

撰文｜张哲

科幻新片《徐福》上个月在韩国上映。从电影手法来说，它或许乏善可陈，两位人气男星孔刘和朴宝剑的加持也无法令它增色。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浅尝辄止，《徐福》的剧作仍触及了一些哲学话题的探讨。并且，那是每个普通人都或多或少关注过、思考过的话题——永生。

只要接受片中的科幻设定，理解剧情并不困难。朴宝剑饰演一个由科学家研发的实验体，外表和一般人类相同，却拥有人类所没有的基因。那些特殊基因令他能永生不死，除非遭受外力袭击（比如车祸或枪击）。也因为这样的特性，他的细胞和蛋白质不断地被提取，用以治愈人类所有疾病，令人类真正掌握永生的秘密。他被科学家命名为“徐福”——毫无疑问，是向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派去海上寻找不死药的那位方士致敬。

秦皇汉武痴梦不断

追求永生因欲望无尽

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人的生命有尽头。余英时在他的哈佛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里论及，西周时人们通常只祈求尽量长寿，但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变得更贪心。公元前522年，齐景公说“古而无死，其乐若何”，以表达对永生不死的希冀。余英时提到，战国末期“毋死”的观念已经流传甚广，比如《韩非子》中记载有人献不死药给楚王，也有人教燕王修炼不死之道。

秦始皇的贪念更进一步。他不仅希望找到不死药，更想让自己成仙。根据余英时的观点，在秦始皇之前的时代，仙的概念完全是彼世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先割断世俗关系才能成仙，而这种割舍与世俗的权力与皇位相抵牾。如果真的成了仙，真的永生不死了，却再也无法行使世俗的绝对权力，再也无法享受权力带来的富贵与尊荣，那么成仙与不死对皇帝来说究竟还剩下什么意义？

求仙与不死的观念出自何处，学界未有定论。但《东汉生死观》指出，无论认为它们是从海路引入的陈寅恪，或是认为它们源自移居海滨的羌人一族的闻一多，还是认为它们出自中国本土的日本学者们，都赞同这些观念的生发与沿海的齐地有莫大关联。徐福正是深受这些观念影响的齐人。他奉秦始皇之命，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带足三年的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出海寻找不死药和仙人。但空耗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后，仍一无所获。其他受命的方士也一样，全都无功而返。

这样的折腾终于令“天下怨恨”，秦始皇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自己身而为人的命运：必须死。据《史记》记载，直到病重期间，秦始皇仍然非常厌恶谈论死亡，群臣中没有人敢当他的面提死亡这件事。

秦二世而亡，汉取而代之。在汉代，对永生不死表现出最狂热兴趣的君王是汉武帝。通过余英时的梳理，读者不难发现，无论是规模、范围和程度，汉武帝在追求永生方面的努力都不亚于秦始皇。众所周知，汉武帝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举措，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越大的权力会导致越大的欲望，假如皇帝一旦实现永生，生命没了尽头，欲望的黑洞也将因此需要源源不断地填充。从这方面来看，后世经常将秦皇与汉武并称，的确十分得宜。

不死药带来大麻烦

文艺作品想象的永生，往往都不美好

追求永生并非只是古代中国人的幻梦。在古希腊宗教、苏美尔神话、凯尔特神话、爱尔兰民间传说、北欧神话、基督教经典及民间吸血鬼传说中，都有永生的元素。到了现代，永生更是常常出现在各种文艺作品和流行文化里，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波伏瓦的代表作《人都是要死的》，书名几乎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家子产的四字箴言“人谁不死”的隔空回应。这部小说讲述1930年代法国女演员雷吉娜邂逅了意大利人福斯卡，后者爱上雷吉娜后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他是一个永生人。

《人都是要死的》，[法]波伏瓦著，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月。

福斯卡出生于13世纪，吃了埃及的不死药后，永生成了他的绝对优势，对手们因此在城邦征战中逐个落败。后来福斯卡先是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顾问，又进犯美洲，并在大草原探险。他历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成了赌徒、决斗高手和著名化学家，但他并没有为这些看似丰富而精彩的经历而自豪，反倒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对永生产生了恐惧，对生活越来越漠然。法国七月革命后，绝望的福斯卡独自走入森林，沉睡了六十年后被人发现，并送往精神病院。

以小说而论，这个角色不够丰满，有点立意先行，大概是为了论证存在主义而刻意塑造的形象。事实上，波伏瓦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正忙于整理萨特的演讲稿《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然而不可否认，她笔下福斯卡的心路历程仍有相当的说服力。尽管没有读者达成过永生，但谁都能感受福斯卡的变化，从对永生的狂喜，到备感厌倦，最后几乎是绝望：“时光摧残时光，我双手永远是空的。一个陌生人，一个死人。他们是人，他们活着。我不属于他们同一类。我没有一丝希望。”《徐福》的编剧让永生人主角最终茫然地说出“我也想成为有意义的存在”，未必没有受到福斯卡这类角色的影响。

倪匡在卫斯理系列中也不乏对永生的探讨。《不死药》是该系列较早的作品，讲述某个小岛产出不死药，引发人们因贪而生的阴谋、争夺和厮杀。这部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不死药的设定。倪匡笔下的不死药并不像福斯卡所服用的埃及不死药那般神奇，它无法达到绝对的永生，且存在不少副作用。首先，必须长期持续饮用，否则人就会变傻；其次，它虽能让人不死，却也夺走人的生殖能力。

这样设定大概是作者不自觉的妥协：一个小岛上三百个土人，喝了不死药岁月静好，永远都只是三百个。否则世代繁衍，子子孙孙，岛上早就站不下了。再说万一神药流向全世界，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外力若能致死，必然导致永生人互相残杀，血流不断，那么永生的意义又何在？假如外力也无法打破不死魔咒，于是人人不死，但人人都没有立锥之地，只好去征服火星征服宇宙……故事这样编下去，格局未免大得太无边际。关键是，这样的不死药真的给人带来幸福了吗？

另一类永生更为科幻。以2017年的美国电影《无尽》为例，人们陷在时间循环里再也无法脱身。与其说达成了永生，倒不如说是求死不能——他们像福斯卡一样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因而一遍遍用各种方法自杀，却都失败了。唯一想主动进入时间循环的是男主，编剧借他之口吐槽：“难道我是第一个想要获得永生的人？历史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想想，被困在这样的循环中，和回到家后无止境地循环一天又一天，直到死亡，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这当然是针对当代生活而发的愤懑之辞，却也证明了即使在男主这样最乐观的人看来，永生也不比会死好到哪里去。

电影《无尽》（2017）剧照。

科技不应凌驾于伦理之上

死亡令生命有意义，永生会让人类灭绝

在《徐福》中，朴宝剑饰演的活体不死药是有情感的。他一边说出“一想到死就会很害怕，但也很害怕永生，我们到底要相信什么才能不害怕呢？”，一边痛苦地泪流不止。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害怕死亡是极容易感同身受的事。因为死亡便意味着永久结束，永久分离。无论是面对亲友的死亡，还是自身走向死亡，都是无法逆转的悲剧。既然永生是死亡的反面，为什么还要害怕它呢？

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一个人真的达成了永生，此后就必须不断征服，不断填补欲望的黑洞；或者像福斯卡那样，不能创造也要毁灭，总之要拒绝一切存在的东西。否则，就会陷入日复一日的虚无，彻底迷失存在的意义。

《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李新萍/郭于华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此外，一个存在不死药的世界必然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糟糕的。如果不死药是少数人的绝对特权，将会导致他们对普通人的严重奴役，普通人的有限生命会失去价值。如果不死药是稀缺商品，其暴利将引发空前疯狂的追逐。那要是秉持平等原则，将足量的不死药分发给所有人呢？很可惜，这会导致人口呈指数级暴涨，人类在填满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后，将设法不断殖民其他星球，直到填满全宇宙。除非吃了这不死药的人是像《徐福》里设定的那样，存在仍能被外力杀死的罩门。不过那样的话，人与人的厮杀恐怕将比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更惨烈。

这样看来，永生之所以难以实现，不但是个难解的科技问题，更是个无解的伦理问题。时至今日，少数科学家仍未停止研究永生的努力，希望通过各种新技术，例如3D生物打印、改造人、人体冷冻、暂停生命、基因改造、基因修复、克隆人、分子工程、纳米医疗、人工器官移植、抗老化药物等，来接近乃至实现真正的永生。其实在《徐福》中，西方科学家已经对生命革命发出严重警告：“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可避免死亡、并且害怕死亡的物种。因为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死，所以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如果没有死亡，人类的生命就没有终结，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就只剩下满足贪念和欲望。也就是说，永生会导致无法满足的欲望和无尽的争端。”

电影《徐福》剧照。

死亡令生命存在意义，而永生让人类走向灭绝——看似矛盾，实则振聋发聩。正因如此，在目睹了人们为了争夺自己而陷入疯狂后，为人类带来永生秘方的徐福感叹“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结束，只有我消失的那一天才会结束”，选择走上自毁之路。这出悲剧仿似一记警钟，提醒人们有限生命的可贵，也提醒人们在科技腾飞的时代，面对生命伦理仍应谨持谦卑。

作者 | 张哲

编辑 | 王青

校对 |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