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并的消息又再度甚嚣尘上，这次消息的触发点是：在2019年业绩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中国联通与中电信会否有合并计划时，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指出，“两家公司合作非常愉快，没有太多矛盾，双方团队无论是建设部门或是其他部门都在紧密配合，没有矛盾就不会讨论重组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王晓初董事长的发言原意是想通过表达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当前在5G网络共建共享过程中合作愉快，来回应两家企业当前没有合并计划。但事后，部分媒体对王晓初的发言断章取义地进行了选择性地报导，比如说，“中国联通董事长：没有矛盾就不会讨论重组的问题！”，试图制造行业大新闻。

事实上，关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并的消息总是隔三岔五地被重复提起，过去几年间被谣传合并的次数不下数十次，甚至很多次连合并后新企业的名字都已经被“泄露”出来了，比如，中国电联、中国信通。所谓“空穴来风定必有因”，从一定程度上看，这反映了这两家企业确实存在合并的可能性，甚至存在合并的必要性——

可能性方面，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之间的同质化很高，要合并看上去难度真不大，况且，国内通信行业之间的分分合合，分解、整合、重组多次发生，要说有一天电信联通合并真的成为现实，也不会有人感到惊讶。放眼全球，很多通信市场成熟的国家的运营商之间的收购、并购也时有发生，最近的是美国第三、第四大的运营商T-Mobile，Sprint合并为新公司New T-Mobile，预计4月初将完成交易。所以，从可能性方面看，电信联通合并是有先例可循的，是可实现的。

必要性方面，当前5G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当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独立建设一个足以与财雄势大的中国移动抗衡的5G网络，这两家企业合力打造一张5G网络就成了最佳选择，基于5G网络合并这个前提，很容易想象下一步就是网络合并（包括2、3、4G）、渠道合并，以及客户合并，到了这一步，二者合并似乎势在必行。

但从过去几年的数十次消息的结果来看，有多少次消息被传出就有多少次消息最终落空，事实上，从操作层面来看，短期内，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并的操作难度非常大——

首先，这两家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其股权结构相对复杂，尤其是中国联通，正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国联通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其中联通集团控股36.7%，战略投资者35.2%、公众股东25.4%，员工股权激励2.7%，光是战略投资者里面的构成就很复杂，比如中国移动是中国联通的股东。更关键的是，中国联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样板戏，不可能戏演了一半就草草退场。

其次，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网络上存在很多差异，比如它们的3G网络制式不同，如何无差异化地服务同一批客户；比如它们都建成了普及率相当高的4G网络，这意味着一旦合并，新公司将拥有两张重叠性很高的4G网络，造成的资源浪费怎么办？运营成本的问题怎么解决？要拆掉的话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怎么算？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

另外，如果两家企业真的合并了，还会衍生出很多其他问题，比如，企业合并了，肯定就不再需要这么多员工，当前，中国联通的员工总数为24.379万，中国电信的员工总数为28.4206万，两家企业的员工加起来超过50万，合并后的新企业充其量只能保留30万员工，如果全盘接纳全部员工，新企业的负重就太重了，难以成功，这意味着最起码有20万员工要失业，这毫无疑问是重大的社会性问题，如何解决？！更关键的，合并后的新企业的组织架构肯定不会叠加当前两家企业的组织架构这么臃肿，肯定会倾向于精简高效，这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管理层干部将失去位置，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

所以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合并在操作层面上是难度非常高的，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太多太多了。

那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到底有没有合并的可能呢？我认为有！如果一切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上述问题都不再是问题，连几百万手捧铁饭碗的国企员工都能在一夜间下岗，上面提到的问题只能算是鸡毛蒜皮。

那怎样才算是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呢？正如王晓初董事长所说的，“没有矛盾就不会讨论重组的问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推进下去有存在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就会讨论重组的问题。所以，重不重组取决于有没有矛盾！

那么到底会不会有矛盾呢？我认为矛盾肯定是存在的，而且随着5G建设的推进，双方的矛盾会越来越大，比如——5G共建共享了，2G、3G、4G是否会共建共享？主干网会不会共建共享？共享了基站，频率要不要一起共享？营业厅、社会渠道会不会共享？客服会不会共享？运维会不会共享？以上如果不共享，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如果共享了，矛盾纠纷怎么解决。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在某个中国联通负责网络建设和运维的基站覆盖区里，中国电信拼命去发展自己的用户，这无疑将给中国联通造成更高的运维成本，极端情况下，如果该基站服务的全部都是中国电信的用户，到时候中国联通承担着巨额的运维费用却没有赚到一分钱，它还会按照共建共享的约定原则、尽职尽责地去做好网络的建设和运维工作吗？

我觉得很难，毕竟这些年里，几大运营商之间为了争夺客户，剪断光纤、破坏基站的事情市场发生，要一家运营商完全撇除“私心”为另一家运营商做嫁衣裳，这几乎不可能，毕竟在地市、县公司的层面，很难以全局的思维去看待共建共享的问题。

所以，矛盾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会随着5G发展的推进，种种矛盾会越来越激烈，甚至会逐步形成不可调和的严重矛盾。按照双方的计划，2020年，中国联通将与中国电信完成新增共建共享5G基站25万站，双方还将推进4G室分、机房、光纤、管线等领域的全方位共建共享，可以说，当前小矛盾正在累积，如果双方的合作机制没有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动态优化的话，重大矛盾将迟早爆发。

从当前看，5G网络建设是重组与不重组的试金石，如果共建共享推进良好，不存在问题就不合并了，如果共建共享矛盾重重、不可调和，影响了5G建设大局，更高层就会考虑重组的问题！

这些年通信业的竞争非常充分，无论是手机业务还是宽带、专线等业务，资费都已经大幅下降到了微利的水平，服务质量也很好，对客户来说完全有了选择权，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通信成本，可以说通信业十多年来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拆分重组取得了实效！

不个词叫“过犹不及”。当一个行业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员工都游走在崩溃边缘时候，如果还继续这样下去，只会毁了行业。外表看三大运营商似乎挺抗造，而实际上内部已经非常脆弱，脆弱的是技术力量，脆弱的是人心涣散，越是基层表现得越明显，而基层是运营商的根基，可以没有集团公司，没有省公司，但不能没有地市公司、区县公司，而地市公司和区县公司是一轮轮折腾的最大受害者，改革的好处往往都让上面拿走了。

从未来的趋势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并，中国移动和中国广电合并，这样两大运营商运营两张骨干网络，两张精品5G网络，两条精品宽带和专线网络，形成互补和良性竞争，无论是对国家信息安全还是市场运营都是最佳选择，可以大大节约成本，避免浪费，保持长期稳定的市场和运维体系非常非常重要。

运营商省下钱来投入到支持华为、中兴等科技企业的研发中，提升中国通信技术硬实力，这是通信国家队应该干好的事情。

1998年邮电分家。邮电部被分拆成两个独⽴的部门，电信政企彻底分离，组建成⽴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业的管理。省级叫通信管理局，地市县叫电信局或分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专业化、分业经营是很有必要的，总体上看，第⼀次分拆算是⼀次成功的改⾰。

电信移动分离。中国移动集团于2000年4⽉20⽇成⽴，同年5⽉17⽇，剥离⽆限寻呼、移动通信和卫星通讯业务后成⽴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这一次剥离为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吹响了冲锋号，尽管当时中国电信集团已经开始了单向收费的小灵通业务，后也对自己的固网业务造成了冲击。

南北重组。2002年5⽉，国务院对电信进⾏了南北拆分重组，称为南电信北网通，电信和网通是划分优势区域的，当年电信南北分割就是以黄河为界，北方10省市（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为网通的优势区域划归中国网通，其它的21个省市是电信的强势区域划归中国电信，在各自的区域自己的业务优势大。然后在归中国网通的北⽅九省⼀市，成⽴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在归中国电信的南方21个省市，成立新的中国网通集团公司。通过分家，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通集团在固网业务上开始了正面交火。

2008年中国联通的CDMA⽹与GSM⽹分离，前者被中国电信收购，后者与中国⽹通合并，组成新联通，中国铁通并⼊中国移动。现有的6⼤基础电信营运商将合并为3⼤集团，即：中国联通将与中国⽹通合并，中国卫通基础电信业务并⼊中国电信，中国电信收购联通CDMA⽹(包括资产和⽤户)，中国铁通并⼊中国移动集团成为其全资⼦公司。

形成了现在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了固网和移动网的全业务竞争态势。

铁塔公司成立，2014年7月⼯信部、国资委站在减少投资浪费、便利站址资源获取⾓度，对共建共享的持续政策推动，成立了铁塔公司。

中国电信业改革和发展数十年来所引起的讨论、争论、议论，其广度、深度和持久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基础设施部门，在此过程中，中国电信业从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业

（北京王府井一次影展上，观众从巨幅图片前走过。图/视觉中国 ）

文 | 《财经》记者 谢丽容

编辑 | 马克

中国第一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今年82岁，1987年他50岁，担任邮电部副部长，那年中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用。TACS是模拟移动通信网络的一种，适配这种网络的手机，就是著名的“大哥大”。

大哥大在当时的售价大约在1万－2万元人民币之间，就连装大哥大的皮套，一个也需要500元以上，更不用说入网费和通话费了。吴基传评价，大哥大是豪华通信，除了基础需求，更多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追求排场的装备。

豪华通信的特点令大哥大不能大范围推广，到1992年，中国移动通信的总用户数才2万。此后数年，国家决策机构推动移动网络越来越普及，终端资费越来越低，到1998年吴基传就任邮电部和电子部合并而成的信息产业部第一任部长时，中国移动通信总用户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户。

当年3月，考虑到移动通信的爆发式增长市场需求，邮电部被拆分为邮政局和信息产业部，同时，电信业政企分开，中国电信与原信产部脱钩，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

到2018年底，中国在网移动电话总数已经高达15.7亿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了112.2部/百人。32年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令全球瞩目。

其间，移动通信的网络规模、技术层次和服务水平发生了飞跃，移动通信行业也从当初制约经济建设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今年6月，工信部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和中国广电发放了5G电信牌照，10月底三大运营商正式开启5G商业应用，预期2019年年底5G套餐的签约用户数量会超过300万，基站数量也会完成13万的发展目标。

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此时，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期，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各领域、各行业跨界融合,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支撑和先导力量。

抓住5G移动通信发展新机遇，驱动传统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是中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打造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2G跟随，3G突破，4G引领

（1986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邮电局人工电话交换机工作大厅内，几十名接线员在工作。图/新华）

移动无线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第一代（1G）于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80年代初投入使用。从那时起，新一代的技术和无线标准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推出一次，如今世界已开启5G时代的帷幕。

每一次技术迭代，都是一次产业格局的洗牌，由于移动通信产业的基础地位，产业格局的变动也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家的竞争力变动。而且，每一代技术的价值都呈指数级增长、推动经济进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大。

欧洲在2G时代获得了第一个竞争优势，这使得诺基亚和爱立信等欧洲公司可以最早推出设备，并在2000年至2010年已经开始向3G转型，这一时期欧洲无线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而当时美国仍在推行2G，美国公司在努力跟上发展步伐。中国在技术上几无积累，只有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零星的跟踪、研究和模仿。

一位当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标准化活动的电信业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中国代表在ITU的各技术会议上参与不多，学习大于参与。

3G时代，欧洲失去了这一优势，原因在于当时的监管部门要求对3G频谱资源进行拍卖，而不是把现有的2G频谱进行重新规划调整，欧洲运营商和设备商贻误先机。日本在3G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同样没有抓住先机，失去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和可观的收入。在此期间，多家美国无线技术公司倒闭或被收购到外国公司中。

中国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做强国际通信标准的重要性。1997年，ITU向各国发出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中国政府有意竞逐。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提交标准方案的重任交给了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即后来的大唐电信。2000年5月的ITU全会上，TD-SCDMA被确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从零开始做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高难度大，中国当时并无优势。时至今日，中国通信产业界对于当年的自主技术标准TD-SCDMA的功过是非依然有争议。

有人认为，由于通信产业链的特性，TD-SCDMA产业链孱弱，从终端、系统、芯片，到仪表、测试，整个产业链只有中国厂商与少数韩国企业（当时韩国企业也处于产业起步的阶段）参与，整个TD网络从开始到结束，用户从终端到网络体验都不尽如人意；而且，这个标准除了中国移动，海外部分国家地区部署了一些小网络，并未达到海外拓展的程度，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如果据此标准，中国第一个3G标准不算成功。

另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3G标准和网络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中国角逐国际化标准的道路总有一个起点，哪怕这个起点并不算太从容。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后来总结，如果不在3G标准这个当口起步，就得在未来的4G、5G起步，但起步越晚越被动。而且，当时中国市场规模已呈爆发前兆，是一个不错的节点。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手机用户数仅占世界手机用户总数的约4％，到2000年已近12％，到2018年12月，我国在网手机达15.7亿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已经达到了112.2部/百人，这组数据侧面印证了杨骅的观点。

美国在4G的发展路径上吸取了2G和3G的教训。尽管3G的实施进度很慢，但后来的几年内，美国加大3G投资建设力度，最终使其在4G到来时全面占据先机。在2010年初，AT&T和Verizon利用2008年拍卖赢来的700MHz频段，迅速在美国各地部署LTE网络。

美国在4G智能设备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并最终在全球取代了日本的操作系统。美国的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Netflix及其他不同规模种类的互联网公司，都利用LTE网络带来的大带宽和新手机功能，研发了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随着LTE技术在其他国家的推广，推动美国在全球无线和互联网服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ReconAnalytics在2018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2011年至2014年间，4G的引入为无线行业贡献了70％的增长，不仅提高了GDP，同时无线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80％以上。通过引领4G的发展，美国建立了一个由网络供应商、设备制造商和应用程序开发商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

以3G为基础，中国在2007年进一步冲击4G标准。中国移动联合几家国际运营商，将大唐移动等国内厂商提出的TDD演进方案，融合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国际标准，形成TD-LTE标准。

TD-LTE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系统性原始创新技术，中国企业拥有大量TD-LTE自主知识产权。在通信标准化组织ETSI披露的LTE专利中，中国企业拥有的LTE专利比例超过20％，包括大量TD-LTE核心专利。中国企业提交的TD-LTE标准化文稿占比近50％，在标准制定中拥有较大话语权。其中，中国移动、华为、中兴等龙头公司占据了核心话语权。

相对于TD-SCDMA，TD-LTE有三大特点：同时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厂商和海外运营商的支持，形成中国主导、全球广泛参与的端到端完整产业链，网络和终端成熟度与LTE FDD保持同步发展；技术性能有竞争力，总体与FDD-LTE相当，走出了国门；拉动经济，提升中国科研水平及整个制造业的装备水平。

TD-LTE产业链非常之长，从芯片的设计、封装、系统集成、仪器仪表到手机制造，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活力被不断激发，带动了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升级，带动了应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和发展。

在我国发起并主导的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中，运营商成员超过116家，设备商成员97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30多个国家开通了网络。

2G跟随，3G突破，4G引领，中国20年来在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参与，是一个将技术、标准、产业、市场有机连接起来的过程。

5G更加从容

（2019年 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图/中新 ）

几乎所有通信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都有一本心酸账。杨骅曾在多个场合回忆，国际标准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团提出的3G标准时，不少国际同行都走出会场喝咖啡去了，没人认为这个标准会有前景。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发力3G、4G的过程中。

5G时代，渐入佳境。

5G的标准立项共45项，中国、欧洲和美国三大阵营占主流。中国立项21项、欧洲14项、美国9项、日本4项、韩国2项。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5G的标准进程，1G、2G时代一无所有，3G时代开始跟随，4G时代基本并跑，5G时代中国已经处于领先位置。

标准之外，中国5G生态链此时已经相对强壮。中国移动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用户量最多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华为是全球第一大ICT科技公司，中兴、大唐等是通信领域主流系统设备厂商；华为、OPPO、vivo、小米是全球手机主流玩家。

在互联网领域，有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综合互联网巨头，并形成了繁荣互联网生态；在代表未来方向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形成全球两极。

相比2G、3G和4G，升级5G将为每个国家带来与4G相比规模更大的潜在风险和回报。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预计，5G时代的领导者将在未来十年间获得数千亿美元的收入，并在无线技术领域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5G也有可能给其他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更快、更大的数据吞吐量，自动驾驶等技术将获得巨大发展。5G还将通过增加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量和速度来增强物联网，甚至取代许多家庭所依赖的固网宽带。拥有5G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创新，并为世界其他地区设定标准。

但美国国防部认为，由于美国在频谱资源秉性和选择使用的情况，这个国家目前不太可能是美国。

这份名为《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的报告显示，每个国家的5G能力可以通过五个指标进行比较：频谱可用性、广泛的5G试验、国家监管机构建立的5G路线图、政府承诺（例如，为5G实施铺平道路的战略文件和政策），以及行业对早期5G发展的承诺。

在这些指标中，其他因素均依赖于频谱的可用性。中国向三大运营商分配了200MHz的中频频谱，并正在考虑重新分配500MHz的C频段频谱。相对于美国目前只能采用的毫米波、Sub-6频段或两者混用的方式组网，中国留给5G的频谱资源更加丰富优质。不同的频谱决定了5G数据传输不同的速度、容量和延迟。

今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发放了四张5G牌照，计划2019年部署预商用应用，并在2020年正式商业应用。国际咨询机构安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5G用户数将达到5.76亿，占全球总数逾40％；中国5G资本支出将达到1.5万亿元（约合2230亿美元）。

截至2019年5月，中国已部署约35万个5G可操作基站（包括既有基站的升级），几乎是美国部署的10倍，这个数据还在不断攀升中。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大型制造商（华为和中兴）正在通过销售主要用于非独立网络的5G支持设备和装置来推动5G部署。

在海外，中国一直在与其他国家和公司保持合作，以扩大其5G的影响力。

在欧洲，尽管美国政府要求盟友阻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仍然正在为一些国家的5G网络提供建设的服务，并签署了多项5G合同。

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推动由中国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以提供跨越整个路线的连通性。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根据市场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8年三季度，华为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占有28％的份额，比2015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随着更多地区的5G网络依赖中国通信设备，预计华为的市场份额将继续增长。这些努力将使中国能够推广其5G网络标准和规范，并在全球5G设备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从信息公路到经济底座

有了3G的从0到1、4G的从1到N的积累，5G时代来临之际，中国相关厂商已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多数政策、经济、技术学界人士认为，5G不仅将改善个人消费体验，还会带来无限商业可能，是新一代产业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革，及面向消费者的数字生活变革的底座。

得益于通信产业作为科技产业基础设施的强大，中国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处于历史最小的时期，已经有能力并行跟进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建设电信网络一直被认为是由一个国家的电信运营商来主导完成的，但是网络从2G升级到5G的过程中，网络的使命从最基础的连接功能上升到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这一变化将电信运营商推向了它们越来越不擅长的宽广领域。

鉴于这样的变化，一些通信行业人士认为，将中国电信业的产业格局从寡头垄断下的有限竞争转变为更加开放的竞争市场，并让电信运营商在更大的融合市场获得更多政策、资本和产业支持，有利于中国保持在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领先优势。

纵观中国电信业2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电信网络对国家经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升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中间穿插多次打破垄断、激活市场的重要改革，保证了电信行业逐步适应新的使命和环境。

20年来，中国电信行业内进行了四次大规模重组，从政企分家到最终形成三大运营商相对稳定平衡的竞争态势。

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代表管道，IT厂商代表技术，互联网公司代表应用，生态链上的三类公司各自为政，交集不多。电信运营商处于生态链价值分配的底部，投入巨大但只获得管道收益，一度陷入转型困局，网络压力不断加大，客户能力明显欠缺，硬件创新很少参与，流量费用成为众矢之的，自营业务不够专业，规模个性难以兼顾，沉溺在低端价格战中无法自拔。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全球，电信运营商的衰退是全球性的。全球电信行业从1992年开始迅速发展，1990年－2000年，全球电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0％，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是7％，2008年至今，这个数字锐减到0.3％。这十年间，恰恰还是全球3G、4G网络高速发达的十年，这意味着电信业顶到了天花板。

技术越好，网络越快，反而无法带来更多收入。一位运营商高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越来越好的带宽和速率体验已经成为默认，运营商如果不跳出管道思维，将无法获得明天。

这样的状态一直在4G时代才有所改善，运营商的思路开始逐步打开，和IT厂商、互联网公司联合创新，实现共赢。

一个分界点是，2017年8月，中国联通公布混改方案，宣布将引入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位战略投资者，认购中国联通A股股份。中国联通是第一家央企集团层面的“混改”试点企业，承担着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蹚路的使命，也是中国电信行业首次突破在行业内重组，与外部开放型企业融合发展的新尝试。

这种混改模式的初衷在于，帮助电信运营商技术、商业模式跳出“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的惯性陷阱，抓住新的机会。当运营商与移动支付、社交、分享经济等失之交臂以后，是否可以抓住云、大数据等数字时代的新机会？5G是运营商跳出管道宿命的一个契机，也将是一个分水岭。

5G时代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通信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迭代，早已不是电信运营商“一个人的战争”，由于科技行业的边界在过去十年越来越模糊，几乎所有处于科技产业链上的科技公司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战局，甚至传统的垂直行业，例如汽车、金融、消费等行业，也主动入局。5G和数字技术的相互作用，将改变一切产业和商业。

埃森哲战略大中华区总裁余进近期撰文称，如果生态参与者忽视了这一系列变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改变，而仅仅选择简单跟随，未能以变御变，那么失去的将可能是一个时代。

她认为，5G将为电信运营商重新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将进一步打破已有的竞争壁垒，运营商如果无法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将进一步沦为底层通道提供商的角色，随着通道服务加速成为低成本产品，将无法为巨大的5G网络建设投资提供充足回报。

因此，运营商需要在战略层面，重新思考企业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战略定位：在企业市场，如何利用全连接优势逐步延伸，赢取巨大的数字化服务增量市场？而在消费端，又如何重新成为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对于擅长应用的科技公司来说，由于个人消费领域的红利几乎已经被彻底挖掘，如何扬长避短与生态竞合则是核心命题。它们需要进入新的B端市场，部分竞争优势被弱化，需要策略性补齐自身在终端接入、网络与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能力短板；需要更加深度了解垂直行业，增强垂直行业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面对新技术，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最大的障碍。”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最难的是思维的改变，用旧商业模式使用新技术是很多科技公司很容易犯的错。”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投入了巨大资源研究5G。

对于华为这样的公司来说，其身份则变得更加多元化。华为参与了中国电信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20多年后，已经成长为一家集消费终端、电信设备和数字技术提供者多重角色的综合型科技公司。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5G时代华为的角色，绝不是单纯的设备提供者，而是做运营商的“价值运营伙伴”。这家公司希望帮助电信运营商建设5G网络，更希望用自身在云、终端上的积累，和运营商一起开拓更多市场。

余进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置身事外。传统行业的领导人更需要深入思考，在5G及全方位数字技术赋能下，企业如何通过拥抱技术变革来获得竞争优势。

在所有参与者的集体配合下，5G将构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从线上到线下、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态，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可以预见的是，5G技术的商用化将引发新一轮投资高潮，促进新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扩散渗透，孕育新兴信息产品和服务，重塑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此前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测算数据显示，到2030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800万个；在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万个。

此时再回忆1996年前后一些骨灰级网民使用拨号上网，一个月网费动辄上千元，已经恍若隔世。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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