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收垃圾网约工成为新职业(网约工的概念)

一把公平秤、一台手机、一套蓝色制服……这身行头成为垃圾分类回收平台“上门回收员”的标配。在上海，“互联网 垃圾回收”正成为创新标杆在多个区域推行，催生了大批新兴职业，“代收垃圾网约工”便是其中之一。

“代收垃圾网约工”，顾名思义就是客户在手机下单预约，线下小哥上门回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明确了从事绿色、低碳、环保，致力于资源再生回收的职业为“绿色职业”，“代收垃圾网约工”也位列其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绿色职业”与“网约工”相结合，也让垃圾回收小哥月入过万成为现实。

“互联网 垃圾回收”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几年前就有不少商家推出过相关的上门回收服务。不过，这些网上回收平台由于服务半径较小，对城市社区的覆盖范围有限，引导垃圾安全、绿色回收的效果难以显现，导致利润微薄、扩张迟缓，许多商家被迫转型发展乃至关门大吉。

上海推出的“互联网 垃圾回收”为什么能吸引众多用户并催生“代收垃圾网约工”这一新职业？

一是有政策助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生活垃圾分类在上海即将被纳入强制管理框架，如果“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相关政策的出台不仅能有效保证市民参与垃圾分类，也为“代收垃圾网约工”提供了更多工作契机，让这一新兴职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有完整的分类收运体系。垃圾回收背后的流程并不简单，即便是一个纸箱的回收，也要经过用户—手机—技术平台—服务商—回收厂，分类收运是做好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没有做好分类收运，不仅影响末端的垃圾处理效果的同时，也会降低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有分类收运体系支持，“代收垃圾网约工”的工作才能更好推进，市民也可以更方便地参与垃圾分类，省时省力，提升垃圾回收率。

三是调动了年轻人的积极性。线上预约、线下上门收垃圾的形式，更符合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回收后的垃圾可以直接给现金，也可以兑换成支付宝能量或积分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他们参与垃圾回收的积极性，增强环保意识。过去“互联网 垃圾回收”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是老年人不会用，而年轻人不爱用，平台缺少有效的活跃用户。如今，垃圾回收借力“互联网 ”并充分发挥社交属性，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垃圾回收，提升垃圾回收率，具有可行性和示范意义。 (刘琛)

随着网约车市场的不断成熟，很多人将开网约车当做了自己的职业，这便衍生出一个问题，网约车司机和网约车平台有雇佣关系吗？网约车司机算是网约车公司的正式员工吗？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涉及到劳动保障、社保、公积金、养老保险等网约车司机切身利益。

UBER近期就司机的身份是“企业员工”还是“合同工”官司胜诉，法律明确属于合同工，这在美国为网约扫清了不确定性。相信国内基本也会参照。

不光是那些把兼职干成专职的网约车司机，即使是实际上本就是专职的专车司机，也需要面临这样的难题。迫于亏损压力，首汽和神州专车逐渐将司机和企业的模式调整，由员工改为伙伴，专车司机不再直接和网约车平台签合同，而是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劳务公司再和出行公司签“劳务采购”。

出租车行业也早已如此，司机不再和公司直接签合同，出租车司机每月缴纳的份子钱里，就明确说明包含了第三方劳务公司代缴的社保公积金，那些对不少人而言的起码保障，出租车司机也需要靠自己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跑出来。

谈到网约工的劳动权益问题，一个常见的说法是“7000万网约工的劳动关系需要理清、劳动权益需要保障”。“7000万网约工”这个数字来源于国家信息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是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人数。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增长为7800万。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就是：这7800万人不能都称为网约工，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不等同于网约工，并非都存在劳动关系的疑难问题。除常见的网约车、外卖快递等，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还包括共享住宿平台的“房东”以及生产性共享的服务提供者。

就网约工而言，以平台用工为主业的人，只是其中比较小的一部分，更多人是兼职工作。国家信息2020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指出，“兼职就业成为共享经济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就业形势。滴滴平台上兼职司机大约占到九成，百分之七十九点八的兼职司机每天在线时间少于5个小时；美团平台上百分之五十二的骑手每天工作4个小时以下。”在此背景下，讨论“网约工”的权益保障，还要考虑平台用工的类型。

现阶段处于平台方和司机之间的劳务公司，完全无法满足平台和司机的需求。我们上文说过，未来的司机和平台关系必然是更加灵活的。于是在劳动观念、市场用工形态、互联网数字经济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和众多灵活就业岗位。灵活用工以劳务关系及经济合作关系为主，与传统劳务派遣、全风险外包、非全日制等非标准劳动关系截然不同，完全是非劳动关系概念。

后疫情时期要高度重视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发展灵活就业是未来稳就业的重要渠道。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住津政协委员、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建议，应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促进灵活就业发展。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灵活就业人员既包括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自媒体人等互联网平台非标准就业人员，也包括季节工、劳务派遣工、家庭小时工等大量灵活就业群体。”蔡庆锋提出，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相比，在劳动者权益保护、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等方面有不同特点和要求，面临劳动关系管理不规范与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等问题。

蔡庆锋建议在国家层面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既要保护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也要确保不以损害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为代价，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现养老、工伤保险的全覆盖。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职业伤害等问题制定行业规范；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就业保障和为灵活就业者打造线上管理服务平台。

5月21日，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提出聚焦“进一步稳定就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做好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以信息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等建议。

姚劲波认为，疫情下的中小企业复苏，面临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入不敷出”，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高企，收入减少。因此，建议一方面适当下调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由至少缴纳百分之五降至百分之三，切实减轻企业用工压力。另一方面，建议进一步降低社保缴纳比例，如养老保险参照厦门、深圳等地做法，全国范围内企业缴纳比例统一调整为百分之十二或百分之十三。降低比例的同时，拓展社保基金其他收入来源。另外，姚劲波建议，推动灵活用工等新模式，有效分担企业用工成本。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搭建灵活用工和共享用工平台。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吸引更多有需求的企业通过平台发布信息，促进供需信息精准对接。

“要进一步探索完善自由职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如考虑到很多自由职业者并不在户口所在地发展，建议支持自由职业者线上缴纳社保，突破地域限制，不局限在户口所在地。”5月19日，上游新闻从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网创始人、CEO朱明跃处获悉，今年他提交的是《优化政策环境 加强网红等自由职业者的社会保障》建议。

朱明跃表示，近年来，电子商务不断催生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经济领域活力的要素之一。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比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意见》，把推进数字商务重点项目建设，培育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创意经济作为主要任务，争取将重庆打造成为电子商务应用和创新城市、建成中国西部地区电子商务发展高地。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自由职业者的占比越来越高。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8000万名自由职业者，如何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完善自由职业者的纳税管理与社会保障成为时下不容忽视的一个课题。

随着国家的大力提倡，和企业大平台小组织化的不断演化,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工作任务通过众包平台,“灵活用工”的分包模式完全成为可能,企业核心团队设计商业模式,标准化工作可采用“非标准雇佣关系”、“非雇佣关系”的方式完成,在可预期的未来,分包平台“灵活用工”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