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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腾讯、滴滴们
的七个道德难题
作者：曹刚，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中南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法律职业伦理、伦理学等。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伦理在线”于2021年8月26日推送。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阿里巴巴、腾讯、滴滴们有三个共同特点：其一，它们都是互联网超级平台企业。其二，它们都拥有大数据，大数据是它们的生命线。其三，它们都是通过融资、上市、收购、投资、并购等资本运作来拓展产业蓝图，形成超级平台的。这些超级平台企业的运作、管理与治理面临着如下法律与道德难题。
01
隐私权问题
在大数据社会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隐私权问题，这也是人们最关切又最无奈的问题。
在《每天听见吴晓波》中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报告的结论是：最了解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赞”。据称，来自剑桥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召集了北美86000个志愿者，一方面邀请这些志愿者的配偶、家人、朋友和同事对志愿者们进行性格分析，同时让这些志愿者在“我的性格”软件中完成一份100道题目的性格测试问卷，以此来全面了解这个人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打开这些志愿者的Facebook，取样他们在过去一年里点过的几百个赞:通过电脑分析10个赞，便能比他的同事更了解这个人；通过分析70个赞，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超过了他的朋友或者室友；分析150个赞以后，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就会超过他的家人；分析300个赞，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就会超过他的配偶，成为最了解他的人。这个有趣的结论在现实中也得到了验证。2012年2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这些公司是如何知道您的秘密的》的文章，文章写道，一位愤怒的父亲投诉了连锁店塔吉特，因为这家商店居然给他还在读高中的的女儿邮寄了婴儿服装和孕妇服装的优惠券。让这位父亲无奈的是，尽管他千万个不愿意相信，但他女儿是真的怀孕了。为什么这家商店能知道连父亲都不知道的秘密？这是因为塔吉特的数据分析师开发了怀孕预测模型，通过分析这位女孩的购买记录——无味湿纸巾和补镁药品，就预测出了这个女顾客应该是怀孕了，既然怀孕了，自然就需要购置婴儿服装和孕妇服装。细细琢磨上述研究和案例，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数据社会里隐私权保护所面临的困境了。
人性如花，扎根于阴暗潮湿之处，却努力向着阳光伸展开放，保护隐私可以说是人的根性需要。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可见，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隐私意识，而有了自主意识，隐私权意识也就产生了。
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运用的“范围理论”，私人领域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最内部的“隐私领域”。这是个人最隐秘的、最不为人知的生活领域。二是私人的领域。这是除个人核心的隐私领域之外的家庭之中和私人之间生活交往的领域。三是最外部的社会领域。这是个人之间日常的交往活动中所涉及的领域。以此外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了。三个领域由内及外，隐私性逐渐变弱，直到公共领域隐私性为零。反之，由外及内，隐私所内含的人格利益越来越多，隐私的保护力度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内部的“隐私领域”，因为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甚至需要通过宪法来予以确认保护。
但这样的隐私保护模式在大数据社会里似乎不灵了。一个高中女生怀孕了，这恐怕是女生最怕别人知道的秘密了。她只不过是在商店购买了无味湿纸巾和补镁药品，商店并非私人领域，购买也非秘密行动，此类药品也非私密信息，但在信息技术背景下，她所留下的各种信息都被收集、处理、编辑和合成，最后轻易地触及到了最内部的隐私领域。由此可见，在大数据的世界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一般信息和敏感信息的划分已经失效了，而这种区分却是传统隐私保护的基础。可见，那种建立在区别公私领域和敏感信息的隐私伦理和隐私权保护模式遭遇到了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具有这种挖掘数据能力的商家就不能帮着保守秘密呢？那是因为塔吉特的数据分析师在开发怀孕预测模型时，想着的就是推销婴儿和孕妇服装。换言之，商家发明、创造、应用大数据技术的目的是挣更多的钱。其实，这种大数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隐私消费的经济模式，收集的个人数据越多、越全面，对用户的了解就越深，广告投放的针对性就越强，挣的钱就越多。可见，当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构成了一种经济模式的构成要素时，隐私保护问题就成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
02
大数据信任问题
社会信任有三种类型，即：人格信任、制度信任和大数据信任。在熟人社会里，人格诚信是主导。乡里乡亲，彼此的脾气秉性和为人处世都知根知底，是否信任对方，取决于对方的人品。在陌生人社会里，社会交往是以制度为中介的，遵纪守法才能使陌生人之间建立起普遍的、稳定的信任关系，所以制度信任是主导；在大数据社会里，拿数据说话才是最靠谱的，而这个数据是大数据。关键是，大数据信任体现了与人格信任、制度信任不同的思维模式。
在传统思维里，我信不信你，看你的德性，看你是否遵纪守法，有了这个“因”，才有信任这个“果”。事情总有个前因后果，这恐怕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但大数据却告诉我们，无需探寻原因，其实也难以探寻原因，你就相信结果就行了。因为只要拥有多维性、完备性和真实性的大数据，通过算法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可信的。举个例子，沃尔玛的分析人员会对每个阶段的销售记录都会进行全面的分析。有一次他们无意中发现，在美国的飓风来临季节，超市的蛋挞和抵御飓风物品竟然销量都会大幅增加，虽然不明就里，但他们相信这个结论，并决定把蛋挞和飓风物品放在一起销售，结果蛋挞的销量大增，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思维。
这种大数据思维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对大数据的盲目信任，甚至是大数据崇拜。一切的决策，无论是人生的决策，还是商业决策，甚至是政治决策，只要有大数据作为决策依据，其结论就是可信的，因而也是正当的。另一个就是对大数据的恐惧。如果我们只知道结果，却不明白整个推导的过程，也就是算法，我如何能信它？这就是“算法黑箱”带来的信任问题。就像走夜路，在漆黑的夜晚，你告诉我肯定不会出事，但这个结果并不能消除黑夜里的那种恐惧和忧虑。
信还是不信，这确实是个问题。
03
算法歧视问题
互联网上的算法歧视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数据鸿沟会带来数据歧视。2020年8月，一段“老人无健康码乘地铁受阻”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反映了“数字鸿沟”的年龄歧视。算法歧视还表现在雇佣歧视上。据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谷歌的广告系统存在性别歧视。在推送“年薪20万美元的以上职位”的高收入工作招聘信息时，男性用户组收到1852次推送，女性用户组仅仅收到318次。女性得到的推荐机会，仅为男性的六分之一，这是性别歧视。如此等等，算法歧视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了。那么，解决算法歧视问题要面临的什么难题呢？
第一，超级平台拥有算法权力，这种权力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超级平台的规模足够大，有数亿甚至数十亿的用户，并且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具有某种社会基础设施的意味。你能设想买东西不用支付宝？交际无需微信？购物撇开京东？如此以来，这些平台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就拥有了准公共性的权力。问题是，国家的公共权力是人民转让和委托，并最终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这些平台所拥有的权力其实是资本的权力，资本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为了增殖，必然会消解一切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这其中就包括了人格尊严，而人格尊严正是平等的价值基础。歧视不过是平等的对立面，那么，一旦平等的价值基础被釜底抽薪了，算法歧视必然沉渣泛起。
第二，有些大数据崇拜者主张 “一切皆可量化”，甚至认为公平也可量化。有些学者和大数据从业者也在讨论“公平可以量化吗”的话题。在伦理学看来，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甚至是不值得回答的问题，但这个话题的背后却隐含了大数据思维的一个道德盲点，即从过去预测未来，并把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混为一谈。预测是大数据的主要功能，并成为各种决策的依据，但把大数据应用到道德决策上就会出现麻烦。以前做过坏事，将来就一定会做坏事？重新做人是否可能？封建社会的妇女人人裹脚，并以此为荣，如果有大数据预测，是否未来的社会里，妇女也应该人人裹脚？可见，算法歧视的背后还藏着很深刻的元伦理的问题。
04
算法剥削问题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揭示了“与生命赛跑”的外卖骑手的生活困境。据称，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变成了38分钟， 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这让人想起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尽管在大数据时代，算法背后的零工经济成为剥削工人的新方式，但换汤不换药，剥削的性质是一样的。
但如果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在刷朋友圈时，在玩王者荣耀时，也是在劳动，也是在被剥削，你信吗？学者告诉我们，有一种劳动叫数字劳动，而数字劳动中，有一类是受众劳动与玩乐劳动。就是说，你在消费时，在玩时，因为生产了很多数据和信息资源，所以消费和玩也是劳动，而你生产出的这些数据和信息资源都被公司无偿占有并拿去挣钱了，这叫剥削。这种观点让人不明觉厉，莫名奇妙地觉得深刻。
啥叫剥削？不公平的利用他人的资源叫剥削。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那些个大数据企业不公平地利用了你生产的信息资源了吗？如果你是成人，你获得了消费的便利和游戏的乐趣，同时给公司贡献了他们借以牟利的信息资源，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但如果公司根据人性的幽暗面，譬如好色、窥私欲、不自制等等，设计出令人成瘾的游戏或产品，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公司借以获取信息资源用以牟利，那么，这可以说是不公平地利用了他人的资源，可称其为剥削。可见，啥是数字劳动，怎么才算数字剥削，并不容易定义，它们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容易解决。
05
数据主权问题
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7月2日，网信办就发布公告称，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还要停止了“滴滴出行”新用户注册。这是我国自《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发布以来的首次公开审查行动，数据主权成为观察这场监管风暴的最好视角。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最终修正案，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必须呈交以审计底稿、或是用户数据和城市地图为代表的部分数据。要知道，滴滴的司机和乘客每天会上报数十万量级的路况事件，不断收集来自城市交通、教育、医疗、行政资源的分布的核心数据，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家机密，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包含着这些数据的审计底稿，是交还是不交？当然涉及一个国家的数据主权问题。
应该说，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利用具有全球公共性质的互联网和数据资源来谋取一国之私利，并通过长臂管辖原则，不断侵犯他国主权，严重破坏了全球伦理和国际法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国家的数据主权不但是必须的，也是合乎国际正义的。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张一鸣提出的。2020年8月4日，张一鸣发表《不要在意短期损誉，耐心做好正确的事》的一封内部信，回应了公司将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引发的争议。在信中，他提出，作为一家全球公司，大家工作中要有火星视角。张一鸣也许倡导的是一种“多元兼容”的企业伦理，但“火星视角”概念的提法，立即引发了网络舆情，招来了一片骂声。
火星视角是个什么视角？严格来说，火星视角是内在而又超越于地球的视角，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看数据主权，也许有另一番景象。贝恰在跟池田大作对话时谈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这个时代“欧洲大陆当时人口稀少，到处为森林所覆盖。仅有极少数的读书人在摇曳的蜡光下读书。到什么地方谁都要徒步走去，骑马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骑在马上也很不舒服，能够坐马车旅行的人就更少了。今天，通讯和运输网巳密布于全世界，知识、快速信息、电子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等发达得几乎叫人难以相信，而且还有那种‘炸弹’。” 贝恰的结论是，国家主权作为历史的产物，它要解决当今的全球性问题已经捉襟见肘了。这意味着，我们要换一个视角来看国家主权的问题，这个视角也许就是“火星视角”，否则就难以解决这个时代面临的诸多问题，当然包括大数据所引发的各种全球问题。问题是，“火星视角”里的国家主权包括数据主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何解决现实国际政治中的主权冲突问题呢？这是全球伦理治理和国家法治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06
市场垄断
“二选一”是一种典型的垄断行为。2010年腾讯和360之间爆发了“3Q大战”，这是最早的中国互联网“二选一”案例。爱库存和唯品会之争则是最近的一起“二选一”事件。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对二选一的垄断性质已有明确界定。禁止“二选一”，就是反垄断，垄断之所以要反，是因为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秩序，垄断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垄断还会损害其他的社会价值。所有这些都已形成共识，不是什么难题。
最令人担忧的是，超级互联网平台会利用其垄断地位，借助资本扩张，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取得支配地位，从而带来社会不公。当代最大的资本就是在互联网领域具有垄断地位的数字资本，资本的本能是增殖，增殖就要流动，资本流动无孔不入，是谓扩张，流到不该去的地方就是无序扩张。问题是，什么地方是资本不该去的地方呢？以阿里为例，阿里以电商为主业，在转向物流、外卖、生鲜等相关领域的同时，在文娱、体育、教育、医疗健康、出行旅游、社交、汽车交通、房产酒店等诸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些地方该去还是不该去？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数字资本不能凭借着超级平台的垄断优势，在其他具有非经济属性的领域，譬如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领域，取得话语权和支配权。否则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资本的屠宰场。中央规定2021年的重要任务是防止垄断和资本的无序扩张，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了给资本扩张确立道德边界的决心。
07
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是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这个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尼葛洛庞帝所著《数字化生存》。在这本书中，尼葛洛庞帝创造了一个词：Daily Me——我的日报。这使我想到了袁世凯。一心想当太子的袁克定伪造了专供袁世凯阅读的《顺天时报》，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使得袁世凯陷入“信息茧房”之中，从而影响了袁世凯的政治决策。在大数据社会里，“信息茧房”相当于超级平台通过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给我们每个人都办了一份报纸，报纸上都是自己喜欢看的内容，久而久之，读者便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的真相，坐井观天而不自知。
信息茧房是否真的存在？我是表示怀疑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算法推荐难以做到信息源的垄断。只不过，凯斯桑斯坦是宪法学教授，他之所以提出信息茧房，是担心信息偏食会影响到民主共识的达成。这种担心具有某种警示的意义，所以我们不妨列出，将其看做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请你从道德的梯子上爬下来.mp38:13
来自请给我五分钟
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类难题想必大家耳熟能详，比如：
“孕妇难产，大夫问家属：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又如：
“我和你妈掉到河里，你先救谁？”
其实古代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元代人郭居敬编写的《二十四孝》中收录了一则故事叫作“为母埋儿”。
故事讲的是汉代有个人叫郭巨，家中十分贫穷。郭巨有一个儿子，年三岁，老母亲十分疼爱。郭巨的母亲为了孙子能吃饱常常自己忍饥挨饿，把食物分给孙子。郭巨对妻子说：“家里太穷了不能供养母亲，儿子又分了老母亲的食物，何不把儿子埋了？儿子可以再有，母亲却只有一个。”郭巨的妻子不敢违背。于是郭巨挖了一个三尺余深的坑，突然看到有一罐黄金，上面写着“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故事的最后评价到：
“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读了这则故事，请问各位小主作何感想？
想必同小侠一样，第一反应一定是愤怒。
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郭巨的“为母埋儿”与其说是“孝”，不如说是“愚孝”。可是如果我们遇到“孝”与“慈”的冲突时，又会作何选择呢？
大家好，我是五分侠，在这里小侠先表达一个立场，本文的目的绝不是为郭巨的所作所为平反，小侠的初衷是让大家心平气和的探讨下：
如果你是郭巨，你会怎么做？
书归正传，咱们展开分析。
一方面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历史悠久，版本颇多。
据考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刘向的《孝子图》。《孝子图》目前已散佚，但《孝子图》的这则故事被收录在了宋代《太平御览》一书，除此之外，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对此也有记载。内容上，各个版本虽有细微差别，但故事主线内容基本一致，本期对此暂不做深究。
另一方面，这则故事在大量传播的同时也遭到历朝历代文人的许多诟病。
历史上，不论是对郭巨本人，还是对类似郭巨这样“杀子奉母”的行为，持批判态度的人非常多，如韩愈、朱元璋、宋代、清代大批学者等等。
远的不提，郭巨的“为母埋儿”也给鲁迅先生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写到：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历史上，大咖们的大多数观点集中在“愚孝”上，他们认为“郭巨埋儿”一事太过残忍，就算老母亲因此活了下来，倘若问及孙儿去处反而会伤心而亡，这才是最大的不孝。
但是却少有人分析郭巨面临的两难困境：
保母还是保儿？
我们不妨先从郭巨遇到的难题入手。
郭巨的家庭情况如上文所述，非常贫穷，生存问题在当时已经变成了郭巨一家的当务之急，而摆在郭巨面前的有三种选择：
要么任由母亲把食物分给孙子，结果就是母亲被活活饿死。
要么保全母亲，结果就是牺牲年幼的儿子。
又或者，什么都不做，结果就是母亲和儿子都难以保全。
有小主可能会说，郭巨可以想办法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又或者自己多多努力等等。这里小侠想说，但凡问题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解决，郭巨一定不会生出半点杀子的想法。毕竟都是爹生娘养的人，哪个做父母的不疼惜自己的孩子呢？
然而在母亲与儿子保谁的问题上，郭巨选择了前者。
这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呢？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道德的制高点爬下来，设身处地做一番思索。
身为郭巨，他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善善冲突”。
在“郭巨埋儿”这一故事中，两个“善”分别指的是救母亲与救儿子，当两善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时就是所谓的“善善冲突”。
郭巨是如何解决这种冲突的呢？
虽然郭巨嘴上说着“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实则是“以孝之名”，为自己的残酷行为披上了“孝”的外衣，藏在郭巨内心深处的其实是另外一番盘算：
如果保全母亲，母亲作为成年人，虽然年老体迈，但或多或少可以对家中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如果保全儿子，儿子才满三岁，距离能够下地务农，帮助郭巨一家应对经济困难还为时尚早；
如果什么都不做，母亲和儿子的性命都难两全。
这番盘算背后，“功利主义”才是支撑郭巨决策的根本逻辑。
所谓“功利主义”，指的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不同于其他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言而简之，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对于郭巨而言，眼下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也因此，此时他不会再去考虑母亲得知孙子被埋时的反应，因为“活下去”就是当务之急。历史评价说郭巨短视也好，“以孝废慈”也罢，郭巨的选择结果就摆在那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保哪头可以有实际的功效。
也是出于此番考量，在这场“善善冲突”的情况下，郭巨最终选择保全母亲。
聊到这里，咱们不妨再来看一道伦理实验题。
“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下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
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拉杆？”
没错，这就是经典的“电车难题”。
试问各位，如果你的手中掌握了这个拉杆，你会怎么操作？
这里为你提供三种情况：
第一种，主观上你选择对人数多的一方施救。造成的结果是你拉下拉杆，拯救五个人，杀死一个人。那么你的道德决策底层逻辑就是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本质上讲，在你决策拉下拉杆的时候，你和郭巨并没有区别。
第二种，主观上你认为一条命也是命，选择让电车笔直地压过无辜的五人，从而保全那一个人。这类人就是功利主义批判者，这类人认为一旦你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因为你牺牲了另一个人。
第三种，主观上你选择什么都不做，听之任之。可一旦你做出了这种选择，立刻又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对你进行批判。这类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有所作为，不作为就是不道德。
问题来了，是养儿还是奉母？这其实就是郭巨遇到的“电车难题”：
保母亲，骂你残忍，损失了“慈”。
保儿子，骂你不孝，丢了本分。
听之任之，骂你是个傻子，不作为。
登封启母阙郭巨埋儿（东汉）拓片
对郭巨而言，似乎这个问题怎么选都不对，请问此时的郭巨应当如何选择呢？
郭巨最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最小的代价成就最大的幸福。
某种层面上来讲，他是勇敢的。不过好在刘向的《孝子图》最终也没有让郭巨背上“杀子奉母”的罪名，而是安排老天出马，救了郭巨全家。
然而历史上类似的悲剧却没能全部换来老天的怜悯，否则又怎么会出现“易子而食”、“人相食”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应当从道德的梯子上爬下来，而不是摆出一幅居高临下的态度对“郭巨们”进行道德的审判，因为最该反思难道不应该是悲剧发生的原因吗？与其无止境的指责被迫做出选择的人，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何“他们”被推入了没有标准答案的深渊。
最后，小侠想说：人性永远不该被考验，但愿这个世界从此不存在“电车难题”。
五分侠
2022年10月5日 北京
在互联网证券布局加快的当下，一家券商的APP升级很难成为新闻。不过，最近中泰齐富通的版本升级，却备受行业的关注。PK炒股软件，让智能投顾与牛人投顾同台竞技……中泰齐富通新版本似乎正做着多少人敢想不敢做的事。
正面PK炒股软件
作为移动端炒股软件的先行者，同花顺、大智慧等第三方炒股软件曾一度在行情交易功能领先于券商APP。不过，随着近两年来在IT方面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券商APP正向同花顺、大智慧等炒股软件全面看齐。而中泰齐富通推出的新版本，更是毫不掩饰其欲与炒股软件正面PK的野心。
继作为首批券商拿下手机端Level-2行情后，中泰证券在今年4月首家推出Level-2行情衍生产品——DDE决策系统和Level-2 Plus超级行情。而在最新推出的3.60版本中，中泰齐富通更是罕见地推出了两个自主研发的选股决策工具：超级电波与盯盘精灵。
所谓超级电波，是其引用《易经》中“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将“阴”和“阳”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关系和K线进行结合，当行情极度低迷或狂热时，通过大数据监控走势、资金、量能的异动提前挖掘出行情的反转点。其中，红色电波为机会信号提示行情大概率为反转；而绿色电波为风险信号，提示行情存在随时见顶风险。
虽然炒股软件的类似功能珠玉在前，但中泰证券却信心满满。中泰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泰齐富通超级电波的算法经过深度优化，根据量化回测报告，成功率比当前市场的同类产品更高。
据介绍，中泰证券跟踪了2014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该时间段经历了一轮完整牛熊市）沪深300成分股数据，其超级电波功能保持着选股的高成功率，并且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实现收益最大化。期间平均最大收益率为17.27%，选股成功率为70.3%。好产品不愁好销量，记者了解到，这款产品上线仅3天，已有近2000客户付费购买，为公司入账6万元。
盯盘精灵也是一款很有特色的异动提醒工具，中泰齐富通把沪深A股指数大涨大跌、板块大涨大跌、盘中大笔买卖交易、涨停跌停、个股大涨大跌等异动量化为十四种具体信号，并通过行情界面的多个入口提示投资者异动信息，帮助其及时掌握A股市场动态。
让智能投顾与牛人投顾同台竞技
今年以来，智能投顾的风潮吹遍整个证券行业，多家券商纷纷推出了智能投顾相关服务。不过，与同行不同的是，中泰齐富通的这一次升级，不仅高调推出智能投顾项目，更力推其投顾线上化服务：牛人领航。
此前，伴随智能投顾的发展，业内曾几度抛出线下投顾是否会被智能投顾替代的讨论，中泰齐富通一把将智能投顾与牛人投顾同时推向前台，是否会陷入左右手互搏？
对此，中泰证券的副总裁黄华的解读是，智能投顾基于大数据来画出客户画像，猜测用户需求；而在线投顾会和客户产生深交互，挖掘各方面的金融需求，并了解客户的投资期限、风险偏好、回报预期等维度，这些内容是当前的智能投顾所力不能及的。二者各有侧重，如果规划和运营得当，券商完全可以同步大力发展智能投顾和互联网平台投顾收费模式。
在中泰证券，客户被分为三类：
一是自主决策型客户，这类客户需要的是成熟的交易工具，类似level-2 Plus、XTP极速交易平台，就是为这类客户量身定制。
二是咨询依托类客户，这类客户需要在投资顾问或投资工具的辅助下做出交易决策，牛人领航和智能投顾模块中的选股因子，就是为这类客户量身定制。
三是理财需求客户，他们不炒股，但同样具有资产管理的需求，这类客户，恰恰也是智能投顾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
虽然不是业内首家推出智能投顾的券商，但中泰证券却是最早深耕智能投顾领域的券商。2016年，其申报的《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大数据产品创设及机器人投顾模式的建立》获2016中证协重点创新课题优秀奖。
中泰证券将智能投顾可以拆解为两方面：一是用智能化的方式了解客户；二是在后端投资引擎技术，进行投资规划建议。
截至目前，中泰证券的大数据团队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从客户交易数据、行为数据、以及丰富多元的外围数据三个维度的大数据，完成了用户画像。
基于上述千人千面的用户画像，最新版本的中泰齐富通智能投顾功能，将通过使用特定算法模式管理账户，结合用户的风险偏好、财产状况及理财目标，为其提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建议和个股投资建议。
除了资产配置建议，目前中泰齐富通的智能投顾还具备了因子选股和个股诊断的功能。多达4000多的因子库，涵盖技术、财务、概念、风格、行业、地域六大类，还能根据市场走势动态调整并推荐最热最新因子，帮助客户实现多因子叠加选股。
个股诊断则以海量的个股及所属行业资讯和研报为基础，涵盖综合分析、技术面分析、资金面分析、行业面分析、基本面分析、研报评级六个模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个股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价。
投顾收费与佣金脱钩
与智能投顾同步推出的投顾线上化服务牛人领航，同样也是看点多多。
在此前几个月中，中泰证券通过模拟投资大赛的方式，结合收益率、回撤、择时、择股、盘中风格、客户服务能力等多个维度，在公司几千名优秀员工中精选细选10位牛人投顾，首批整体上线，试水在线投顾收费模式。7月10日到8月9日期间，上证指数上涨1.79%，上述10位牛人的组合平均收益超过7%，最高达23%，且运行至今，回撤可控。
从中泰证券方面了解到，牛人领航上线刚过一日，已经出现了在线服务收费逾万元的明星投顾。不仅如此，对后台数据的进一步统计发现，为明星投顾买单的客户，大多与投顾本身并无交集，而是在APP端看到了其投资组合的运作，在移动端选择付费接受投顾服务。
受到上述数据的激励，在中泰证券，越来越多的优秀投顾，正希望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大展身手。对此，黄华表示，过往的投顾服务收费与佣金挂钩是一种错位，而通过投顾服务收费的模式，投顾服务将回归其本源，优质服务可以收到更高的服务费，合适的产品也会推介给合适的客户，这也将开启转型财富管理的一扇门。
“我理解中的金融科技，是一种人机结合，不为“人工智能”而智能，齐富通APP仍主打社交金融，强调人与人的连接，只是借助IT手段为金融服务赋能，帮助金融行业提高效率、增强服务、惠普金融，让投顾服务能以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式触达客户。从这个意义上，中泰齐富通的这次升级，是一小步，更是一大步”，黄华说。（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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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那个青年人，总想着一夜暴富，一直在短线交易中蹉跎岁月。
曾经，一度迷信资金是驱动股票上涨的原动力，实际上，在短线交易过程中，资金流的确在影响着股票的涨跌。但不会代表将来会上涨。
短线交易中，可以用工具在盘中选出强势股，方法有以下几步：
1.打开沪深主界面，筛选过滤掉创业板、科创板、京A、ST及退市股
过滤后的沪深主界面
2.点击DDE决策，以当日DDX进行排序，以排序前十举例说明
当日DDX前十
3.逐一打开看这几只票的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一
如资金流向一，资金流向呈现这种分布认为有大资金主动购买，会有进一步推升股价的可能。
资金流向二
如资金流向二，中单明显流出较多，而小单流出相对更少，说明主力有分仓的可能，后市有调整的可能。
资金流向三
如资金流向三，主力呈现流出状态，调整的可能性加大。
4.技术图形比较
去掉涨停板，因为这些票在盘中已无法再买入。再看涨幅大于5%的票以及没有大幅上涨过的，大幅上涨是指涨幅超过30%。底部区域更优。
5.盘中筛选
涨幅在5%~8%之间
DDX＞0.5
阶段底部起来涨幅不超过30%
资金呈现正流向
资金和技术图形筛选结果
总结：资金流向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不能单一的作为买入标准，否则会缘木求鱼。
声明：本文不对任何人构成投资建议。
股市也是3000大世界中的一个小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分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