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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边疆时空」刘九令 _《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边疆时空」刘九令 _《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作者简介

刘九令

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中日比较文学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研究。主持多项社科项目，出版著作2部，发表论文近40篇。

摘要：《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对该作品的引介、翻译、研究整个过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日本文学在异域传播中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名人效应”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人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所表现的被动与盲从。

关键词：《今昔物语集》 传播 芥川龙之介 名人效应

《今昔物语集》，又简称《今昔物语》。该书大致成于1120到1140年间，作者尚无定说。它是日本说话文学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最大的说话集，即使是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独特的地位。日本著名学者芳贺矢一曾这样评论道：“今昔物语集三十一卷，作为用国文写成的最早最大的说话集，应该被视作世界文学的珍宝。”其实，这种世界性的形成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于其与周边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文学关系。众所周知，该书分为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个部分，其中天竺部中的故事出自汉译佛典，而震旦部分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故事多出自中国文学典籍，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对这部说话集的成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部伟大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的一个结果。

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今昔物语集》被引介进来，后来以介绍、翻译、研究等方式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文学史家、翻译工作者、学者等成为其传播的主要个人媒介者。一般说来，个人媒介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接受者”国家的媒介者；二是“放送者”国家的媒介者；三是第三国的媒介者。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学史家、翻译工作者、学者当属第一类媒介者。第三类媒介者在《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第二类媒介者又是谁？对《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又起到何种作用？这种媒介者的存在又反映出中国人怎样的接受状况？

一、芥川龙之介的国内声誉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作为“放送国”的媒介通常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同样，日本的媒介者也是如此。不过，在众多的媒介者中，对《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的当属芥川龙之介个人。芥川龙之介之于《今昔物语集》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以作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今昔物语集》中的文学之美，而且还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文章《关于〈今昔物语〉》。文章指出：“这种鲜活劲在本朝部分之中，发出了更加野蛮的光芒。更加野蛮？——我终于发现了〈今昔物语〉的本来面目。〈今昔物语〉的艺术生命并不仅仅止于鲜活的气息。借用红毛人的话讲，那应该是‘brutality（野性）’之美，或者说是距离优美、纤细等最远的美。”二是他不仅发现了《今昔物语集》中的“野性美”，而且还从其中摄取材料，融入到个人的文学创作中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罗生门》《鼻子》《芋粥》《地狱变》等。小说作为大众最为喜欢的文学形式之一，其影响非常大。取材于《今昔物语集》的故事以小说的形式被日本读者广泛阅读，势必会对该作品的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加之芥川龙之介的专门评论，则更加大了《今昔物语集》的影响力。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长野尝一所论：“将《今昔物语集》从杂录杂纂的垃圾箱中拾起的最初恩人是芥川龙之介”。由于芥川龙之介的评论及其创作，《今昔物语集》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引起广泛阅读并研究。

作为作家的芥川龙之介，由于在日本国内的声誉而受到广泛关注，这种影响的余波也渐渐扩展到了中国。鲁迅于1921年5月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了译作《鼻子》，又于6月发表了译作《罗生门》。这两部小说是芥川龙之介最早被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也都是取材于《今昔物语集》的作品。其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不仅如此，芥川龙之介还于1921年3月下旬到中国访问，拜访了中国的文化名人，游览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并据此段游历写了多部游记，还创作了多篇小说。这些都对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可以说这也间接为《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芥川龙之介与《今昔物语集》的引介

前文从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与《今昔物语集》的关系、芥川龙之介在日本的声誉以及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三个角度，间接推断其与《今昔物语集》在中国传播的关系。以下从《今昔物语集》的译介视角来进一步考察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最早将《今昔物语集》引介到中国的当属谢六逸先生所著的、由北新书局于1929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关于这部日本文学史对《今昔物语集》引介的价值与意义，笔者已经另撰拙文详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该书在《今昔物语集》介绍的后面指出：近代的日本作家，有的从今昔物语集得到题材，做成了不朽的作品（如芥川龙之介等），可见这部书的影响很大。这段叙述文字透露的信息虽不多，却展示了一条十分清楚的逻辑，即芥川龙之介从《今昔物语集》中得到题材，创作了不朽作品，所以说这部书的影响很大。可见，谢六逸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成就与《今昔物语集》的关系来评价这部作品价值的。其实，这部日本文学史中对《今昔物语集》的评价是很低的：今昔物语的内容虽是浩瀚，但非创作，颇乏文学上的价值。在材料方面也未能精选，故无何等历史上的价值，但如要研究通行于当时各层社会的迷信或探讨各种童话传说的转变，则此书大有用处。文章虽是朴质，能保存当时的语调。

可以说，谢六逸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今昔物语集》的价值。这种认识是否全面姑且不论，但是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谢六逸对《今昔物语集》的认识与接受，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与谢六逸有相似观点的还有另外一位文学史家吕元明。他在所著的《日本文学史》中写道：近现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写作的《鼻子》《罗生门》《芋粥》《青年与死》《地狱变》等以及谷崎润一郎写作的《少将滋干之母》、佐藤春夫的《掬水故事》、室生犀星的《棣棠》、菊池宽的《新今昔物语》、堀辰雄的《旷野》等，都是取自《今昔物语集》，说话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吕元明列出了取材于《今昔物语集》的多位近代作家，其中首屈一指的便是芥川龙之介。换句话说，“说话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因为以芥川龙之介为首的日本作家取材了《今昔物语集》。

文学史家在引介日本文学作品时有着很强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又源自其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审美情趣。作为上个世纪两部很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学史》的作者，谢六逸先生和吕元明先生都将《今昔物语集》列入到文学史中来，足见作者本人对该部作品的价值认识。而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芥川龙之介对《今昔物语集》的取材作为评价该书价值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之初，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已经深深地触及文学史家的审美心理层面。

对《今昔物语集》的引介不仅限于文学史，上个世纪80年代该作品部分故事的选译，也是一种重要的引介形式。潘金生在文章《〈今昔物语〉‘说话’一则》中写道：“同时，它给后世的日本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如芥川龙之介的《鼻子》《芋粥》《罗生门》以及谷崎润一郎的《少将滋干之母》等均取材于本集”。另外，吕永清的文章《〈今昔物语〉二则》中也有记载：“它对后世文学也有很大影响。芥川龙之介、菊池宽、谷崎润一郎和堀辰雄等近代作家都曾取材于它，写出了不少杰作来。”这两篇文章在选译《今昔物语集》中必然会对其进行简单评价，这些评论的话语也基本准确。评论中都提及芥川龙之介等作家对该书取材的事实，以证明该书的价值。反过来看，因为芥川龙之介等作家的取材才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

三、芥川龙之介与《今昔物语集》的中文翻译

文学史的介绍和选译都是片段式的引介，是《今昔物语集》在中国传播的初级阶段，在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只有译本的出现，作品的整体风貌才能得以全面展现，影响才能得以进一步扩大。《今昔物语集》的中文译本目前共有3种，2006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编译社翻译、周作人校注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的译本，以下权且简称“周校本”；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编译社翻译、张龙妹校注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以下权且简称“张校本”；2006年万卷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金伟和吴彦翻译的《今昔物语集》全译本，以下简称“金吴译本”。

在这3种译本中，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周校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得以面世。由于译者情况不明，并且周作人也早已过世，该版本中除了两段出版说明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文字说明。不过，在封底却有这样的记述：

《今昔物语》的艺术生命不止于「活生生」一点，借用西洋人的话说，是brutality（野性）之美。那是一种与优美、奢华最为无缘的美。

如果依旧借用西洋人的说法，这才是真正的王朝时代的HumanComaedy（人间喜剧）。每当我摊开《今昔物语》，那个时代人们的哭泣与欢笑便会扑面而来，我甚至感觉得到参杂其中的轻蔑与憎恶（比如公卿对于武士们的轻蔑）。——芥川龙之介

这两段是芥川龙之介的评论文章《关于今昔物语》的选译。可以说，新星出版社就是利用芥川的文章来做广告，彰显作品的文学特色，唤起读者的购买欲，以达到促进销量的目的。

张校本是在修正周校本，并且做了大量重译的基础上出版的。该书前言二校注本说明的与芥川龙之介的关系（条）中写道：“《今昔》在日本的闻名，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芥川龙之介。芥川在大正年间的作品，有不少是以《今昔》中的故事为题材的。对这些作品也一一作了注解，以期为从事芥川研究的人员提供参考。”

张龙妹指出了《今昔物语集》在日本为人所重视的现象与芥川龙之介之间的关系，此外还特别强调对取材于《今昔物语集》的故事做了注解，为研究芥川龙之介提供便利。这些文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芥川龙之介之于《今昔物语集》传播的作用。

作为唯一全译本的金吴译本则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芥川龙之介与《今昔物语集》的关系，如在译本的套皮中摘译了四段《关于今昔物语》。此外还在译者自序中写道：“《今昔物语集》分门别类收集了一千多个故事，是一座极为丰富的文学宝库。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大多直接取材于《今昔物语集》里的故事，像《鼻子》《芋粥》《罗生门》《丛林中》《运》《往生绘卷》《好色》《偷盗》《六宫的姬君》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很早就被鲁迅等人翻译到了中国。黑泽明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丛林中》改编成了电影，借用了另一篇小说的名字，这就是让黑泽明蜚声世界的影片《罗生门》。”

这里对芥川龙之介与《今昔物语集》之间的关系着墨颇多，而且还涉及黑泽明影视作品与芥川龙之介对《今昔物语集》的取材关系，将影视视为该作品传播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序中还写道：“《今昔物语集》的故事‘生动’，‘充满野性美’（芥川语），希望读者在编撰者清新洗练生动质朴的字里行间驰骋想象。本书附有芥川龙之介的《关于今昔物语》一文，或许对阅读会有帮助。”

这里借用了芥川龙之介的语言来概括《今昔物语集》的美学特色，以干预读者的阅读行为，同时，也直接用芥川龙之介来推销《今昔物语集》，将中国文学史家、翻译家没直接说出来的话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了。

与文学史的引介相比，翻译更注重向一般大众读者推广。在这种商业色彩浓厚的推广过程中，势必会“用尽浑身解数”展示作品的闪光点以及文学特色。由于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几个人，或者说没有几个有广泛影响力的名人曾经推崇过《今昔物语集》，因此，有的译著中除了对内容进行概述之外，只能抬出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利用其名人效应，以达到宣传之目的。

四、芥川龙之介与《今昔物语集》的研究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大多体现的是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对于研究对象价值和意义的选择上也有研究者本人的判断。不过，《今昔物语集》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似乎也没有摆脱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其中选择的理由几乎千篇一律，通常是拿芥川龙之介等近现代作家曾经取材于《今昔物语集》当做重要的选题依据之一，证明该部作品的文学地位。如董昀的论文《论〈今昔物语〉的平民文化特色》中提到：“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从中取材，写了一系列的历史小说。如《鼻子》《大芋粥》《竹林中》等，获得极大成功，使《今昔物语》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古典。特别是导演黑泽明在1950年拍成的电影《罗生门》，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获得金奖”。这篇硕士论文同样将芥川龙之介取材《今昔物语集》和黑泽明改编电影之事放在评价《今昔物语集》的体系之中。这种说法与金吴译本的说法几乎同出一辙，由此看来，芥川龙之介取材《今昔物语集》几乎成了评价该书的一种惯用模式。

除此之外，即使研究芥川龙之介的文章也有专门着眼于芥川龙之介创作与《今昔物语集》关系的。如张文宏的两篇论文《芥川文学‘野性美’根源初探》和《芥川龙之介与〈今昔物语集〉》。前者主要围绕芥川龙之介文学中的“野性美”的特质形成与日本古典文学，尤其是《今昔物语集》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后者则是以芥川龙之介对《今昔物语集》题材的汲取及超越为角度进行考察。这两篇论文虽然都是立足于芥川龙之介，但是都不离他的创作与《今昔物语集》之间的关系，这从反面佐证了《今昔物语集》的文学价值之大。

总之，文学传播的媒介往往是复数的，是集体的，一部文学作品传到异域国度通常也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文学史上不朽的古典名著，也是包括作品在日本的声誉、日本作家的推崇、中国文学史家的译介、翻译工作的译介、学者的研究等方式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现在的这种传播结果。

本文仅从芥川龙之介对其传播影响的一个侧面进行考察，这里并不否认、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而通过这一视角的探讨，可以发现几点问题：首先，在文学传播过程中，包括作家在内的“名人效应”十分巨大，“名人”言论甚至在异国成为一种会被不假思索而利用的“套语”。其次，在接受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对接受的文学价值认识与界定上往往人云亦云，中国学者似乎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这一点在中国接受《今昔物语集》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王晓平对作品的价值有独到见解之外，几乎都是跟着日本人的屁股走，这样反映了中国的日本文学接受和研究中盲从与被动的一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反思的问题。

【注】文章原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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